晋文公的母亲是谁？她是哪个国家的人？

摘要：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记载了晋献公所娶妻妾的情况：“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在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中也如此记载到：“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根据这两处以及其他文献上的相关记载，我们不难

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记载了晋献公所娶妻妾的情况：“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在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中也如此记载到：“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根据这两处以及其他文献上的相关记载，我们不难得出，晋文公重耳的母亲狐姬是翟国人，而且属于大戎，是一个戎族女子。晋献公娶了大戎的狐姬和小戎子，大戎狐姬生了重耳，小戎子则生下了夷吾。

狐姬和小戎子都是狐突的女儿，除了这两个嫁给了晋献公的女儿以外，狐突还有狐毛和狐偃两个儿子。当狐姬嫁入晋国以后，狐突一家人都搬到晋国居住了，狐突还成为了晋朝的一名臣子，历史上记载狐突是“三晋名臣”。

根据前面两则史记中的记载，先举个例子，当我们说到鲁姬、周姬的时候，我们知道她们是鲁侯、周王室的人，她们是姬姓。由狐姬的名字我们得知了狐姬属于狐氏、姬姓，针对这一点，很多的史学家们对于晋献公和狐姬的婚姻提出了疑问，两个同姓的人是怎么结为夫妻的？的确，古代有同姓之人不能通婚一说。在《国语》中则记载了：“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另外，还有注解：“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

狐姬来自翟国，这是一支戎族，而且还是白狄。知道狐姬出自白狄，是因为在公元前578年的时候，晋厉公派了相国拒绝秦国，当时的说辞就是：“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这里所说的白狄指的应该就是狐姬，而婚姻指的则是狐姬、小戎子和晋献公的婚姻。狐姬来自白狄，又是姬姓，说明白狄是姬姓。而通过各种资料我们得知了“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也就是说，鲜虞就是一支在白狄的姬姓族人。古时候记载历史资料的时候，会出现通假字这种字，我们将两个相同读音，但是写法不同的两个字称为通假字。在北魏时期，白翟就被称为稽胡。又例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公子重耳的舅舅狐偃因其字为子犯而常常被称为舅犯，有时也写作咎犯，所以咎犯就是舅犯，两者之间并无不同，指的都是同一个人。狐姬即胡姬，稽胡即狐姬也。稽胡就是姬姓之胡、姬姓在白狄者。

另外，关于狐姬的父亲狐突的身份也有争议。根据狐姬父亲的称呼狐突，后面的后缀有一个“突”字，再结合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中称呼王子的叫法，所以，突代表王子。狐突应该是胡人中的王子或者是公爵，总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人员。狐突从狐姬入晋国以后也跟着到了晋国，而且一个家族的人都到了晋国来。晋献公通过和狐姬联姻，使得狐姬一族成为晋国的附属，狐的领地也成为了晋国的地盘。到了晋国以后，狐突辅佐晋献公，而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则辅佐重耳。他们狐氏一族深深的介入到了晋国的政治集团中，并且还在多年后成为晋国的一个大家族，有着很大的权力。

但是，晋献公并没有一直宠爱狐姬，因为他从骊戎得到了两个十分美丽的女子，即骊姬和少姬。从重耳被逼得只能逃亡的遭遇来看，狐姬似乎都没有再出现过，要不然就是狐姬已经病死了，要不然就是狐姬早就被打入了冷宫。骊姬是个心狠手辣的女子，想必骊姬进入晋国王宫以后，享受独宠的同时也迫害了晋献公的其他妃嫔吧！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画家张择端仅存世的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然而八百多年了，人们对这幅名画做了多次研究，曾有人说：它不只是画，更是文字，是一篇用意很大的文字。还有人说这幅名画实为讽刺皇帝的，真实这样吗？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着书《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以他多年的研究，试图解开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下称“《清》卷”）内深藏着的历史密码。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余辉表示，《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

细节·玄机>>>

疯狂的惊马

官马遇黑驴受惊，隐喻了官民之间的矛盾，预示后面还将发生更大的险情。

虚设的望火楼

画中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中无一人守望，楼下两排兵营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饭馆，军队从事商业运作加剧了军队的腐败。

惊悚的船桥险情

画中描绘大船即将撞击拱桥，纤夫奋力抢险，船与桥欲相撞，象征着画中的社会矛盾到了高潮。

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

画中绘有两处装卸工卸船的场景，但没有一个督粮官和兵卒到场监运，显然，所有的粮船中没有一条是官船，这意味着朝廷丢失了国粮的储运能力，揭示了潜在的官粮危机。

慵懒的递铺官兵

画家在城门外附近画有一户宅院，门前坐卧着9个兵卒，或打瞌睡，或倦意明显，慵懒的官兵使这座城市失去了保护。

严酷的党争事件

画中两处出现渎文悲剧，车夫把被废黜的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对文化艺术的破坏程度。

撤防的城门

画中城门洞开，城防机构改成一家税务所，城门前后、城楼上下无一兵一卒把守门禁制度已经彻底涣散。

沉重的商税

城门边，税务官指着麻包说出了一个想要的数字，引起货主们的不满，一车夫急得张大了嘴嚷嚷了起来，吵声之高，惊动了城楼上的更夫向下张望。北宋的冗税制度激发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这一场景象征着当时紧张的官民关系。

侵街的商铺和拥挤的交通

卷尾，画家描绘一个惊险的场面：两辆四拉马车急转飞驰，横冲直撞，路人尚未来得及躲闪；还出现临时性的侵街现象，即在城门口有富人占道举行杀黄羊祭路神送客的情景，足见城市管理之混乱，随意性泛滥。（记者宋磊整理）

画中数十兵卒，没有一个像样

余辉认为，张择端在《清》卷里描绘出庞大的社会场面、丰富的生活细节，不可能是遣兴之作。“他所表现的、特别是反复表现的事物必定是他强调的问题，画中充满了他对周边事物的好恶和期待。根据他画什么、删什么，可洞悉到画家的政治态度与思想。”

《清》卷中，“望火楼”无人把守形同虚设，“潜火兵”的营房改为饭铺，军巡铺改为军酒转运站，河道无人巡航，满船的私粮在京师囤积，督粮官却无影无踪，城门无人防守，胡人随意进出，士兵精神懈怠……“画中绘有810 多人，涉及各行各业，画中绘有数十兵卒和马弁，其中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兵。这样的描绘重重地鞭挞了懒惰的宋军。其绝妙的讽刺性构思体现出画家‘狡黠’的个性、黑色幽默的手段，饱含了他对当时社会的评定和批判。”

余辉指出，张择端在描绘徽宗朝初年商业繁荣的明线背后，交织着另一条看似热闹却令人心悸的暗线：通过表现惊马闯郊市为伏笔，铺垫出全卷矛盾的视觉中心，船与桥的险情和桥上文武官员争道交织成的矛盾高潮，还有前后出现的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国门洞开、商贸侵街、商贾囤粮、酒患成灾等场景。张择端以画曲谏，提出对城防、安全、交通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忧虑。“张择端充满了善意，以曲谏的方式作画，向宋徽宗告诫种种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以求及时挽回败政。”

懒散的兵卒

税务所门前，因税款发生争执

大胆讽谏惜未奏效

张择端在画中大胆暴露危机、针砭时弊，是什么让他如此毫无顾忌？“这种政治勇气来自于北宋特殊的政治背景，即台谏制度。”余辉说。

北宋朝政从立国之始对谏者就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这来自于宋太祖“文德致治”的基本国策。北宋的谏言方式，越往后越激烈，参与者也越来越多，不仅有朝官谏上，而且还有杂剧家、画家等艺术家参与，以文学艺术形式进谏的现象成为普遍。

与此同时，北宋后期，贫富对立、亡国危机日益凸现，一种怨愤的情绪蔓延全社会，形成了百姓仇官、清官仇贪的愤懑之情，也浸透在北宋画坛、文坛中。“随着矛盾不断尖锐，文学艺术家更加大胆、直接地参与抨击时政的言论，表达民怨，其中最大的艺术特性就是增强了讽刺的艺术手段。”

余辉认为，《清》卷中的讽谏因素不是孤立的，是徽宗朝戏剧和文学通行的表现手法，这是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所默认的，从侧面体现了北宋朝政对言路的开放程度。“徽宗在登基的1102年昭告天下，要求官员们对他的执政提出意见，提得对的奖赏，提得不对的按大宋规矩不予追究。”

“很遗憾，这件作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余辉说，当时的宋徽宗迷恋精绘祥瑞和吉兆，他看出画中用意，不愿收藏，只将该图赏赐给外戚向家，“他又错过了历史给予的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