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4-12 广场舞之家【常识】
摘要：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洛阳夹马营是太祖出生之地(时为后唐禁军兵营)，也是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民间一说其十二岁出游，另一说他曾在此生活二十余年)，数十年戎马，一直难有机会故地重游。 此时大宋已经统一了中原以至整个南
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洛阳夹马营是太祖出生之地(时为后唐禁军兵营)，也是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民间一说其十二岁出游，另一说他曾在此生活二十余年)，数十年戎马，一直难有机会故地重游。
此时大宋已经统一了中原以至整个南方，实现了自晚唐以来二百多年间中原王朝最接近于大一统的局面。尽管北方仍有强邻，但开国十六年来，大宋国力日强、国运大盛，所以，在随行的文武群臣们看来，此次圣驾西幸应该是一次充满温情的怀旧之旅。传说太祖回到夹马营旧居参观时，欣喜怀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还从某处土坷里挖出了幼时埋藏的玩具石马，爱不释手地带在了身边。
然而，此次西巡却并非都是终日宴饮、君臣共欢。太祖突然提出了迁都洛阳，令群臣大为惊骇，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也让太祖满心不悦，索性在洛阳一住两个月，拒绝东返开封，甚至提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如此僵持的两个月对群臣无疑是一种折磨，洛阳的日子在惴惴不安中度过。最后，终于由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劝动了太祖，虽然还是心有不甘，但悻悻之间总算肯起驾回京了。五个月后，开创了大宋江山的一代圣主在开封的皇宫中猝然亡故。
这就是宋初的所谓“迁都之议”。如果是不太熟悉宋朝历史的人，初听这个故事，也许会得到以下一些印象：一，宋太祖和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皇帝一样，想起一出是一出，明显带有孩子气，很不好伺候;二，这个皇帝又算是很讲民主的，赌气归赌气，最终还是能听从臣僚的反对意见，放弃自己一心想做的事，作为皇帝，这已经殊为不易;三，没能迁都洛阳有可能是他人生最后阶段里一个比较重大的遗憾。
比较而言，宋太祖确实算得上仁厚之君，同时也确实有难伺候的一面。不过，研究和关注宋史的人普遍认同赵匡胤提出迁都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他的这一想法未能付诸实施，是整个国家的重大遗憾。如果当时真的将国都迁至洛阳，或许两宋绵延三百年受困于北方边患并两次亡于外族的悲剧命运就可以避免。
从地形来看，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而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如果仅从这种自然条件上比较，洛阳和开封作为国都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满朝文武一致反对迁都，当然会有这之外的其他原因。
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再经过赵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出迁都，确实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何况此时的洛阳(包括长安)由于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而事实上，长安自唐后、洛阳自后晋石敬瑭迁都开封，都再也没有成为过任何王朝的国都。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但宋太祖雄才大略，大宋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扩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应该说，宋初定都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距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会感到心安，而太祖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最终在赵光义“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其实，对于这次迁都之议还有另一种猜想：御弟赵光义早有谋位的野心，一直在做着精心准备，他作了十几年开封府尹，在京城培植了大量的亲信势力。不管太祖对此是不是有所觉察，迁都之议对赵光义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所以他当然要竭力反对。而大臣们不过是受了他的鼓动，帮他制造氛围而已。这样的分析“阴谋论”色彩过重，却并非没有道理，此后事态的发展，甚至包括太祖几个月后的诡异死亡，都可以作为怀疑赵光义的理由。
在最终做出妥协时，太祖忍不住仰天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此语在百年以后验证。空前庞大的军队消耗着大宋十分之九的财力，却仍无力阻挡外敌的入侵。开封终于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被金军攻陷，北宋灭亡。
当年，在从洛阳返京途中，行至巩县(即今巩义)，太祖前往父母茔地——永安陵进行了祭奠。在陵园神墙的角楼上，他怅然四顾，思叹良久后，抽出一支雕翎箭，张弓射向远野。看着那支箭在远处无声落下，他长叹一声，告诉身边众臣：人生终须有归宿，今日箭落之处，就是我死后长眠之所。说完，取出那个玩具石马，命人埋在箭落处为记，并为自己的陵墓命名永昌。这就是传说中太祖永昌陵的来历。
那支利箭脱弦之初可以射穿敌人的铠甲，而最终却免不了凄然无力的坠地，一代圣主的故事至此也即将落幕。
去过秦始皇兵马俑的人，应该都见过一尊被称为“镇馆之宝”的跪射俑前总是有许多观赏者驻足，他们为跪射俑的姿态和寓意而感叹。而这些跪射俑在前后依然完好无损，里面有隐藏了哪些机密呢？
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跪射俑被称为兵马俑中的精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仔细观察这尊跪射俑，它身穿交领右衽齐膝长衣，外披黑色铠甲，胫着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绾圆形发髻。左腿蹲曲，右膝跪地，右足竖起，足尖抵地。上身微左侧，双目炯炯，凝视左前方。双手在身体右侧一上一下做持弓弩状。据介绍，跪射的姿态古称之为坐姿。坐姿和立姿是弓弩射击的两种基本动作。坐姿射击时重心稳，省力，便于瞄准，同时目标小，是防守或设伏时比较理想的一种射击姿势。秦兵马俑坑至今已经出土清理各种陶俑一千多尊，除跪射俑外，皆有不同程度的损坏，需要人工修复。而这尊跪射俑是保存最完整和唯一一尊未经人工修复的兵马俑，仔细观察，就连衣纹、发丝都还清晰可见。
跪射俑何以能保存得如此完整？这得益于它的低姿态。首先，跪射俑身高只有1.2米，而普通立姿兵马俑的身高都在1.8至l.97米之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兵马俑坑都是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当棚顶塌陷、土木俱下时，高大的立姿俑首当其冲，而低姿的跪射俑受损害就小一些。其次，跪射俑做蹲跪姿，右膝、右足、左足三个支点呈等腰三角形支撑着上体，重心在下，增强了稳定性，与两足站立的立姿俑相比，更不容易倾倒而破碎。因此，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风霜后，它依然能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由跪射俑想到处世之道。初涉世的年轻人往往个性张扬，率性而为，不会委曲求全，结果可能是处处碰壁。而涉世渐深后，就知道了轻重，分清了主次，学会了内敛，少出风头，不生闲气，专心做事，就像跪射俑一样，保持生命的低姿态，避开无谓的纷争，避开意外的伤害，更好地保全自己，发展自己，成就自己。
低头认输，对一个人来说或许很难，因为我们自打出生起就被教育要坚强不屈，勇往直前，不准轻易认输，总之是打造一个硬汉的形象。然而，人生道路上，磕磕绊绊的事谁能遇不到？谁没做几件错误的事？明知错了还宁死不肯回头，那才是愚蠢。发现错误，敢于回头，这是种勇气，更是种智慧。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需要走弯路的时候就选适当的小路，这样或许会更接近目标;前方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妨退回来，而退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即唐太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有目的地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恩立德，因而声望很高，许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觐见。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觐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隋炀帝对自己起疑心了，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低头隐忍，等待时机。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试想，如果当初李渊不主动低头，很可能就被正猜疑的隋炀帝给除掉了，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太原起兵和大唐帝国的建立？老子说，当坚硬的牙齿脱落时，柔软的舌头还在。柔弱胜过坚硬，无为胜过有为。
由跪射俑想到处世之道。我们学会在适当的时候保持适当的放低姿态，这绝不是懦弱畏缩，而是一种聪明的处世之道，是人生的大智慧、大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