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钱币“避讳” 明朝为何没有“元宝”

摘要：避讳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它“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礼法之一，并且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说文解字》中说：“讳，忌也。”古时，凡遇帝王或尊长之名，必须

避讳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它“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礼法之一，并且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说文解字》中说：“讳，忌也。”古时，凡遇帝王或尊长之名，必须回避使用该字，即为避讳。例如，秦始皇讳政，所以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

我国古代货币从最初的布币、刀币等，到汉代五铢钱，再到唐武德四年始铸“开元通宝”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喜欢在钱面上铸造文字，即所谓的钱文。既然避讳现象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且与文字甚为相关，同时货币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物品，那么钱文与避讳现象发生“关系”自是必然的事情了。

自“开元通宝”钱以降，钱文主要以四字为主，遵循“主文+宝文”的结构。“宝文”是钱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代所用宝文名称繁多，常见的有元宝、通宝、重宝等。而“主文”可分为多种情况，如唐代“开元通宝”中的“开元”属于吉语，宋代则盛行用年号，如宋太宗所铸的“淳化元宝”钱。另外，也有以国号作为“主文”的情况，如宋太祖的“宋通元宝”等。

从广义上理解“避讳”，它不仅涉及到避“名讳”和禁忌的因素，还包括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例如避免单字重复等。了解了钱文中的避讳现象，对钱币收藏也有好处，它可以帮助你分辨出那些需“避”而未“避”的假币。

为什么说“靖国元宝”是假币？

宋徽宗为北宋第八位皇帝，神宗之子、哲宗之弟，共在位25年(1100-1126)。宋徽宗在其在位年间共有6个年号，分别为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除“建中靖国”外，其余5个年号都铸造过年号钱。宋徽宗第一个年号“建中靖国”为四字，较为特殊，一般做法是截取“建中”或“靖国”二字，再加宝文组成钱文，如太平兴国年间所铸的“太平通宝”，大中祥符年间铸造的“祥符元宝”。但是史料并未记载“建中靖国”年间曾铸年号钱，而是另拟了新钱文，即“圣宋元宝”，为“国号+宝文”结构。

不过，近年来市面上和考古发掘都陆续出现了“建国通宝”钱，如1956年锦州市博物馆在发掘的清代范子和墓葬中，出土1枚隶书“建国通宝”钱。罗伯昭先生也曾于1941年的中国泉币学会第36次会议上出示了一枚“建国通宝”小平钱。专家们认为此钱属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因其风格酷似徽宗时代的“政和通宝”、“宣和通宝”钱。

那么为何“建国通宝”要取年号之首尾两字呢？这可能与避讳有关。若取前两字“建中”组成“建中通宝”，则与唐德宗时期的钱文相重了。因为德宗曾于建中年间(780)铸行过“建中通宝”。而若取“靖国”，以徽宗的“巧技成性”，或许认为“靖国”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意，所以取首尾两字，是理所当然的了。据说“建国通宝”极为珍稀，存世量不超过10枚，称其为北宋第一珍稀币也不为过。

近些年市面上开始流传所谓的“靖国元宝”钱，说该钱“生坑，旋读，钱径2.5厘米，重5克”。但稍微懂点避讳常识即可知，所谓的“靖国元宝”很可能是假币，丁福保先生在对民国时期存在的各种臆造历代年号钱的总结中也说道：“元号钱之不可信者多矣……徽宗之靖国元宝……当时实未开铸，皆后世之伪托也，虽仿造极精，索值低廉，皆不可收买，当以特别之眼光鉴别之。”

明朝为什么没有“元宝”？

宋仁宗在位时期，一共颁行过9个年号，其中最初的“天圣”、“明道”和“景祐”三个年号，所铸造的均为“元宝”钱，而不是“通宝”钱。究其原因，也与避讳有关。清代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贞集》有云：

天圣年，虎邱剑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渎”，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献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为崇州，通判军为安利军，通判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复其旧。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天圣年间因为外戚的名字而避“通”讳，并且举出了实例。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宝文的避讳。另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云：

培案《宋史》，(章献太)后崩于明道二年，……天圣、明道、景祐诸钱，皆曰元宝者，亦避讳耳。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圣等三个年号钱之所以只有元宝，是为了避太后父亲的讳，所以不能用“通”字作宝文。章献太后死于明道二年，之后的宝文则不再避讳，所以才有了“皇宋通宝”。

了解这一特殊的避讳现象，可以提高我们的钱币辨伪能力。在1982年8月，江西省瑞昌县发现了窖藏铜币一处，里面出土了一枚“景祐通宝”钱和一枚“景祐元宝”钱，有人认为“这次出土的真书小钱‘景祐通宝’，及篆字窄穿‘景祐元宝’，是在其它文献资料中未曾见到的，在出土和传世品种也极为少见。因此，该两种钱币的出土，为北宋时期的货币提供两枚新的品种，同时也为我国的货币史的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实物资料”。但是前文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在仁宗景佑年间，避“通”讳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也是一个必须要严格遵守的原则，否则会招致严峻的刑罚。当时的官炉肯定不会去铸造“景祐通宝”钱。所以这枚钱币很有可能是后世伪造的。

到了元末，群雄竞起，各路起义军高举反元大旗。后来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于洪武元年(1368)命南京的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其中并无“元宝”钱。其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是为了避朱元璋的讳。清人刘喜海有《嘉荫簃论泉绝句》，其子虞采所作《注》云：

明太祖讳元璋，故明代铸钱，自洪武后，无作元宝者。

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元朝”的讳，如果以元宝为文，那岂不是成了“元朝之宝”了？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明初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民间追恨元人，不欲书其国号也。

当时的老百姓普遍不愿意用“元”字，所以洪武无“元宝”则是可以理解的事了。而事实上，从最初的大中、洪武至崇祯，再到南明的大明、弘光、隆武、永历等钱，其宝文皆为“通宝”而无“元宝”，看来，老祖宗的影响还是极其深远的。

由于兵事将休，在晋武帝时期就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西晋统一全国后人口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急剧锐减。五胡乱华期间发生多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于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后隐瞒户籍 。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华北的汉人则依靠40余个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后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5]最后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于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后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于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后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