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和赵衰是什么关系？晋文公为何信任赵衰？

摘要：晋文公，姬姓，名重耳，是经过国君晋献公的儿子，也是春秋时代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赵衰也是春秋时代的人，不过他不是国君，而是臣子，是晋国的大夫，也是晋文公最信任的人之一。晋文公和赵衰可不止是君臣关系这么简单，因为除了这一层关系以外，他们还有

晋文公，姬姓，名重耳，是经过国君晋献公的儿子，也是春秋时代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赵衰也是春秋时代的人，不过他不是国君，而是臣子，是晋国的大夫，也是晋文公最信任的人之一。晋文公和赵衰可不止是君臣关系这么简单，因为除了这一层关系以外，他们还有两层更加亲近的关系，那就是小姨夫和大姐夫的关系，以及岳父大人和女婿的关系。

不得不说，晋文公和赵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复杂的，一会两个人是同辈的关系，一会两个人的辈分就差了一级。从晋文公的少年时代开始，晋文公姬重耳便认识了赵衰，还和赵衰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当晋文公遭受后母骊姬的迫害的时候，赵衰紧紧跟随晋文公，一路护送晋文公，多次帮助晋文公虎口逃生。可以说，赵衰既是晋文公的好友，也是晋文公回国之后的安邦定国的功臣。

公元前677年，晋国晋武公去世，晋献公继位，在位期间多次进行对外战争，史称其在位功绩为“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公元前672年，晋献公带领晋军攻打骊戎，骊戎不敌晋军，将首领二女骊姬、少姬献给晋献公。二女之美貌出众，骊姬尤甚，更受宠爱。骊戎虽然败于晋献公，但是野心犹在，骊姬献媚逢迎，获得了晋献公的专宠。

公元前667年，骊姬和晋国大夫梁五、东关五勾结，为了削弱公子申生、重耳以及夷吾的权力和地位，向晋献公提议，让申生驻守曲沃，重耳和夷吾驻守边防要塞蒲城和屈。公元前665年，骊姬和少姬均怀有身孕，生下两位公子。骊姬生奚齐，少姬生卓子。由于两位小公子的母亲在晋献公这里很受宠爱，两个小公子也很得晋献公的喜欢。骊姬为了给自己儿子奚齐铺路，想要独占晋国国君之位，就设计陷害申生，还在申生献给晋献公的胙肉中下毒嫁祸申生。申生蒙受冤屈而死，重耳和夷吾遭到骊姬的迫害，被迫离开封地，各自寻求避难之所。

从晋国都城绛逃到蒲城避难的时候，赵衰也跟随着晋文公重耳。一年以后，晋文公再度出逃，赵衰依然陪伴左右。离开晋国的重耳根本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国家避难，好在他的身边跟着一群很能干的臣子，狐偃是重耳的娘舅，他提出，此时的重耳应该去他母亲狐姬的母国北狄去避难。其实当时的北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晋国才是那个强大的国家，按理说北狄打不过晋国，不应该去那里才对，可狐偃就是提出了去北狄才是最好的选择。北狄是重耳的母国，有血缘关系，理应接应重耳。再者北狄靠近晋国，可以监视晋国的一举一动。和北狄不同的是，若是去其他国家，例如齐国和楚国国这些大国，会不会接纳重耳还要另说。去北狄是最稳妥的选择。在北狄，重耳受到了很高的待遇，一共待了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北狄攻打了一支赤狄，得到了一对漂亮的姐妹，就将姐妹二人献给了重耳。重耳迎娶了妹妹季隗，将姐姐叔隗赏给了赵衰。于是乎，晋文公和赵衰两个人就成为了这一对姐妹的丈夫，从以前单纯的好朋友的关系和君臣关系，直接变成了亲戚的关系。

经过这一路的波折，赵衰和狐偃等人都守护着晋文公，当晋怀公上位以后，更加惧怕重耳，便威胁北狄，交出重耳，否则就要发兵攻打北狄。重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狐偃和赵衰带走，从此流离在各诸侯国之间。赵衰多次为晋文公献计，让晋文公活了下来。后来，晋文公杀掉了晋怀公，成为了晋国的国君。晋文公和赵衰的关系实在是太好了，为了感谢赵衰，他将自己花季般年纪的女儿赵姬嫁给了赵衰为妻，赵姬为赵衰生了三个儿子。

如果有一个人不顾自己的危险，也要保护你;如果有一个人在自己犯错的时候，敢于指出自己的错误，及时拉回误入歧途的自己;如果有一个人处于高位，还能不贪不骄傲。面对这样的一个忠心的手下的时候，你能不信任他吗？

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洛阳夹马营是太祖出生之地(时为后唐禁军兵营)，也是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民间一说其十二岁出游，另一说他曾在此生活二十余年)，数十年戎马，一直难有机会故地重游。

此时大宋已经统一了中原以至整个南方，实现了自晚唐以来二百多年间中原王朝最接近于大一统的局面。尽管北方仍有强邻，但开国十六年来，大宋国力日强、国运大盛，所以，在随行的文武群臣们看来，此次圣驾西幸应该是一次充满温情的怀旧之旅。传说太祖回到夹马营旧居参观时，欣喜怀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还从某处土坷里挖出了幼时埋藏的玩具石马，爱不释手地带在了身边。

然而，此次西巡却并非都是终日宴饮、君臣共欢。太祖突然提出了迁都洛阳，令群臣大为惊骇，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也让太祖满心不悦，索性在洛阳一住两个月，拒绝东返开封，甚至提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如此僵持的两个月对群臣无疑是一种折磨，洛阳的日子在惴惴不安中度过。最后，终于由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劝动了太祖，虽然还是心有不甘，但悻悻之间总算肯起驾回京了。五个月后，开创了大宋江山的一代圣主在开封的皇宫中猝然亡故。

这就是宋初的所谓“迁都之议”。如果是不太熟悉宋朝历史的人，初听这个故事，也许会得到以下一些印象：一，宋太祖和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皇帝一样，想起一出是一出，明显带有孩子气，很不好伺候;二，这个皇帝又算是很讲民主的，赌气归赌气，最终还是能听从臣僚的反对意见，放弃自己一心想做的事，作为皇帝，这已经殊为不易;三，没能迁都洛阳有可能是他人生最后阶段里一个比较重大的遗憾。

比较而言，宋太祖确实算得上仁厚之君，同时也确实有难伺候的一面。不过，研究和关注宋史的人普遍认同赵匡胤提出迁都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他的这一想法未能付诸实施，是整个国家的重大遗憾。如果当时真的将国都迁至洛阳，或许两宋绵延三百年受困于北方边患并两次亡于外族的悲剧命运就可以避免。

从地形来看，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而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如果仅从这种自然条件上比较，洛阳和开封作为国都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满朝文武一致反对迁都，当然会有这之外的其他原因。

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再经过赵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出迁都，确实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何况此时的洛阳(包括长安)由于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而事实上，长安自唐后、洛阳自后晋石敬瑭迁都开封，都再也没有成为过任何王朝的国都。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但宋太祖雄才大略，大宋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扩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应该说，宋初定都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距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会感到心安，而太祖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最终在赵光义“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其实，对于这次迁都之议还有另一种猜想：御弟赵光义早有谋位的野心，一直在做着精心准备，他作了十几年开封府尹，在京城培植了大量的亲信势力。不管太祖对此是不是有所觉察，迁都之议对赵光义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所以他当然要竭力反对。而大臣们不过是受了他的鼓动，帮他制造氛围而已。这样的分析“阴谋论”色彩过重，却并非没有道理，此后事态的发展，甚至包括太祖几个月后的诡异死亡，都可以作为怀疑赵光义的理由。

在最终做出妥协时，太祖忍不住仰天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此语在百年以后验证。空前庞大的军队消耗着大宋十分之九的财力，却仍无力阻挡外敌的入侵。开封终于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被金军攻陷，北宋灭亡。

当年，在从洛阳返京途中，行至巩县(即今巩义)，太祖前往父母茔地——永安陵进行了祭奠。在陵园神墙的角楼上，他怅然四顾，思叹良久后，抽出一支雕翎箭，张弓射向远野。看着那支箭在远处无声落下，他长叹一声，告诉身边众臣：人生终须有归宿，今日箭落之处，就是我死后长眠之所。说完，取出那个玩具石马，命人埋在箭落处为记，并为自己的陵墓命名永昌。这就是传说中太祖永昌陵的来历。

那支利箭脱弦之初可以射穿敌人的铠甲，而最终却免不了凄然无力的坠地，一代圣主的故事至此也即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