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虚溜拍马还有酷吏恶名

摘要：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著有《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相继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枢密都承旨等职。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后追赠少师，谥号“忠敏”。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可是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

辛弃疾不为人知的一面：在我们的印象中，着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是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物，一是能写诗，“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被誉为豪放派的鼻祖;二是能打仗，“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他是武将之中写诗最好的，也是诗人之中最能打仗的，是个“跨界”的双料冠军，以至清代文学评论家陈世焜惊呼：“真词坛飞将军也！”其实除了这些，辛弃疾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担负酷吏的恶名

淳熙八年冬天，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改任浙西提刑，还没有走马上任，就遭到了监察御史王蔺的弹劾，“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意思是他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杀起人来就像割草。由此，辛弃疾有了酷吏的名声，还没来得及去上任，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辛弃疾给人留下冷酷的印象并不奇怪，他年轻的时候，在北方义军中曾单人独骑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义端。后来，又有过率领五十骑突袭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但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辛弃疾对普通老百姓宽厚，对下属官吏严酷。他曾奉命平定南方的茶商叛乱，在给宋孝宗的报告《论盗贼札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呼，正谓是耳。”意思是说，这些种田的老百姓，州郡一级的官员用过度的征收赋税来害他们;县一级的官员呢，用征购各种名目的物资来害他们;底下的办事人员用各种名义索、拿、卡、要来害他们;地主豪强用兼并田产来害他们;而盗贼又用抢劫和掠夺来害他们，老百姓不去当盗贼又能往哪里去呢？

辛弃疾认识到真正该严格管理的是各级官吏，而不是平民百姓。这成了他的执政理念和处理政务的出发点。据《真西山集》记载，辛弃疾“历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条，不逮得遣”。就是说，他对底下的官吏非常威严，动不动就对手下进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员都吓得心惊胆战，生怕遵守教条不到位而被谴责。

相反，他对百姓却非常宽厚、关心。楼钥所着的《攻愧集》中说，“比居外台，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意思是辛弃疾在做福建提点刑狱时，给犯人判罪遵从的是宽厚的原则。这件事，福建人家家户户都知道。有一次，他派一个叫傅大声的官员到下辖的一个县里，去复审牢狱中的囚徒。傅大声到了那个县之后，经过仔细的审核，释放了五十多个人，只留下十多人。这么多的案子被翻案，让那个县令脸上火辣辣的，于是拒绝招待傅大声，连饭也不管了。辛弃疾听说后，亲自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核，最后全部依照了傅大声的处理意见。

辛弃疾所以被人污以酷吏的名声，主要还是他不肯与当时的官场同流合污。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辛弃疾自己都说：“臣平生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因为“刚拙自信”的性格，他敢说敢做，不愿意迎合别人，为了求得事业的成功，他可以不拘小节，更加不理会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于是，他和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风气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不过这一切放在今天，却格外让我们肃然起敬。

曾有拍马的嫌疑

公元1203年，在家赋闲9年，已经年届64岁的辛弃疾，突然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的通知，这让他大感意外。欣喜之余，他挥毫写了一首《六州歌头》，其中写道：“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正是这首诗，使辛弃疾留下了拍马屁的嫌疑。

诗是写给韩侂胄的。前三句“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歌颂的是韩侂胄的曾祖父、北宋名臣韩琦，他曾扶助英宗、神宗两任皇帝登上皇位，立下了不朽功勋。后三句“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则直接称赞韩侂胄，说他谈笑之间，就整顿乾坤，把天下大事处理好了。韩侂胄何许人也，值得辛弃疾大拍马屁？

韩侂胄是南宋宁宗时期最炙手可热的权臣，此人靠与赵宋皇室之间的裙带关系发家，走的是外戚路线。宁宗的曾祖母宪圣太后是韩侂胄的姨母，这位老太后虽在幕后，却是当时的实力派人物。宁宗的皇后韩氏，是韩侂胄的侄女，“枕头风”一向很硬。有了如此强硬的后台，韩侂胄想不牛气都难。在政治上韩侂胄最大的手笔，就是整倒了一批以宰相赵汝愚为代表的理学人物，极大地打击和削弱了自己的政治敌对势力。

辛弃疾之流本是韩侂胄重点打击的对象，为什么又突然得到起用，并授予如此重要的职位呢？原来此时韩侂胄的靠山宪圣太后和皇后韩氏先后死去，后台倒了，韩侂胄虽然依然大权在握，但他心里开始有了一种隐隐的不安。有人劝他别把理学人物打得太狠，做得太绝，他们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势力根深蒂固，谁能保证他们不会东山再起呢？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韩侂胄放松了对于理学的禁令，并起用了像辛弃疾这样一批和理学关系比较深的人，本意是收买人心，改善一下群众基础。

照理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即使官位不低，辛弃疾也断不至于到要屈膝拍权贵马屁的程度，因为以他的性格，从来未曾把荣华富贵当回事。公元1193年，他在杭州城里当太府少卿，这个官位是从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待遇，他都想辞官不干了，急得他儿子直做他的工作，说您老就是要退，也得先给家里买点房产、田地，以维持日后的生计吧，我们可都指着您吃饭呢。辛弃疾一听就生气了，专门写了首词《最高楼》教育儿子：“吾哀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

对辛弃疾而言，虽然不把荣华富贵放在眼里，但他有一个欲望始终没有实现，那就是年轻时就立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这是他一辈子都在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现在他已经六十多岁，烈士暮年，时日无多，他多么想再获得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啊，故而向贵戚有所祈求，向权势有所期待。

其实欲望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再正当、再光明的目的，也是一种私心。在欲望面前，谁都难免低下高贵的头颅，堪称英雄的辛弃疾也不例外。只不过，知道了他拍马屁的动机和背景，虽然诗写得有些肉麻，但其情可谅，其志可叹，依然使我们不失一份尊敬。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九月初十，久卧病床的辛弃疾忽然睁开了眼睛，大喊了几声：“杀贼！杀贼！杀贼啊！”之后，便在悲愤中溘然长逝了。他一生都以戎马疆场、杀敌报国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可残酷的现实最终留给他的却只是遗憾。不过，辛弃疾留给我们的，却是高山仰止的背影，千百年来让我们仰慕不已。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合起来说一下吧。“太上皇”之称，并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而是皇帝授给其父亲或退位皇帝的极端尊贵的称号。唐代学者颜师古曾解释道：“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但纵观漫长的历史，亦不尽然。在帝制时代，虽然“皇帝”前后递嬗，纷沓而至数百人之多，但真正做“太上皇”的却寥寥数人而已。

最早获得“太上皇”尊号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刘邦以泗水亭长起家，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成长壮大，又与楚霸王项羽逐鹿五年，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叔孙通为他制定朝仪礼乐，更使他踌躇满志，乐不可支，然身处极尊无以礼其父，乃下诏尊父为“太上皇”。这位刘太公从布衣而至极尊，只不过是刘邦为了光宗耀祖、粉饰门面而已。

点击看大图延至唐代，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半争错综复杂，太上皇的数量也居历代之首。首先是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公元624年)，“玄武门之变”发生，秦王李世民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不久，李渊禅位于李世民，自称太上皇。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之举，否则是不甘受这个虚名的。公元710年，睿宗李旦即位，改元景云，朝政则由其妹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把持。次年睿宗禅位，因太平公主劝谏，援借“舜禅位于禹犹亲巡狩”为辞，仍处理军国大政。

第二年八月李隆基那帝位(即玄宗)，尊李旦为太上皇，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皇帝则自称“子”，命曰“制敕”，每日受朝，文武要职任免及政刑大事仍取决于太上皇。次年玄宗发动政变，诛太平公主，亲理国政，太上皇退居二线，居百福殿以娱天年。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乱起，玄宗避难四川，束手无策，郁郁寡欢。太子李亨于次年七月在灵武即帝位(即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而玄宗面对既成事实，不得不承认下来。把天下军国大事都交给肃宗，后来“南内幽居”，“几死于宦竖之手”。宋、明二代，北方民族关系比较紧张，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伴随着这些事变又出现了两位太上皇。

宋徽宗赵佶本是有名的享乐皇帝，他荒淫奢侈，宠信奸佞，崇奉道教，把朝政搞得混乱不堪。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南下，东京汴梁危在旦夕，这位享乐皇帝惶惶不可终日，急尽快下诏传位给太子赵桓(即钦宗)，以“道君”自号退居龙德殿，饮宗尊之后太上皇。不久，东京沦陷，这时皇帝父子一起作了金国的阶下囚，最后身死异域，北宋终结。明朝正统年间，瓦剌入侵，英宗朱祁镇在专权宦官王振的挟制下亲征，在“土木堡之变”中作了俘虏。一时国家无主，朝臣奉其弟景王朱祁钰监国，进而称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后来明与瓦剌议和，英宗回京，他不甘心失去皇帝之尊位，于景泰八年正月在武清侯石亨等人的支持下趁代宗病危发动“南宫复辟”，抛弃太上皇的虚名，重新做起天子来。

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上皇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他最具特殊性的典型性。特殊在于他的退位不是被迫而是自觉的;乾隆一生励精图治，处处以皇祖康熙为楷模，晚年自号十全老人。他在位60年后即自动传位于儿子爱新觉罗·颙琰(即嘉庆)，事前他曾说过：“若蒙昊苍垂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以增减之数”。

点击看大图1796年正月一日，正式举行传位仪式，亲将宝玺授予嘉庆帝，颁诏自称太上皇。其典型性在于他的归政：虽居太上皇之名而行皇帝之实。按清朝制度，退位后应迁出养心殿移居宁寿宫，训政亦然。而乾隆改归政为训政，仍在养心殿处理刑政，一直到死，而让嘉庆皇帝居于毓庆宫。尽管他一再说：“寝兴六十养心惯”，但事实是最好的明证，他训政到底亦未归政，仍然享受皇帝的神圣职权，嘉庆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甚至在训政后，清宫的“时宪书”仍称乾隆六十几年，足以说明还政极不彻底。所以，乾隆退位后权力也始终在皇帝之上，“太上”之名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