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4-12 广场舞之家【常识】
摘要：唐代女性服饰“尺度”有多大？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非常写实地反映了中唐上层仕女形象，高髻簪花、晕淡眉目，露胸披纱。图中唐代上流女性服饰虽宽松，但并无“挤胸”之举。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位古代服饰研究者告诉记者：“唐代女装的基本穿着是三件套：
唐代女性服饰“尺度”有多大？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非常写实地反映了中唐上层仕女形象，高髻簪花、晕淡眉目，露胸披纱。图中唐代上流女性服饰虽宽松，但并无“挤胸”之举。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位古代服饰研究者告诉记者：“唐代女装的基本穿着是三件套：裙、衫、帔。而《武媚娘传奇》剧中主角的衣服和唐朝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宫女之类的服饰，稍许有些唐朝服饰的影子在。此外，初唐服饰较为紧致，形象也以清瘦为主，中晚唐开始往丰满宽大的风格发展”。
电视剧中，唐代女性服饰常设的酥胸半露领口低开的情况并非初唐就已出现。到武周开元前后，衫子的领口才开得较低，出现一些“淡红衫子掩酥胸”的画面。此外，此种装束一般只在特定场合穿着，如在宫廷、闺房中。
那么唐代女性服饰的三件套“裙、衫、帔”是否有据可考？在许多唐代历史、小说作品中，均有对唐代妇女服饰的记载。唐朝牛僧孺的《玄怪录》中记载了一位平民妇女的衣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再有《仙传拾遗·许老翁》中说，唐时益州士曹柳某妻，“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考古学家孙机先生在《唐朝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一文中写道，“裙、衫、帔，这是唐时女装的三要素，无论地位尊卑、服饰丰俭，这基本的三件是必不可少的。”
“衫”是唐代女性日常穿用的长袖上衣，式样为窄袖短身。唐代各种文献中，但凡提及日常女装，上衣多称作“衫子”、“衫”，如“藕丝衫子柳花裙”、“红衫窄裹小撷臂”、“香衫窄袖裁”等。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206墓出土的《唐质库帐历》中，登记了大量普通百姓典当赎取记录，其中涉及女衣者，几乎全数做“衫子”。衫子一般指单衣，到了冬天，则改用夹衣，也称为“夹衫子”。
另外，初唐时期衫子袖窄，诗词中也常有“红衫窄裹小撷臂”等描述，中晚唐衫子则略微宽松一些。衫子的领子则较为多样，根据陶俑、壁画等文物，有直领对襟、交领、圆领对襟、圆领斜襟等多种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中常设的酥胸半露领口低开的情况并非初唐就已出现。到武周开元前后，衫子的领口才开得较低，出现一些“淡红衫子掩酥胸”的画面。此外，此种装束一般只在特定场合穿着，如在宫廷、闺房中。
上身着“衫”，下身则穿“裙”，唐初基本沿袭隋朝妇女穿着，短衫长裙，裙腰系得很高，在腰部以上，甚至系于腋下，显得裙子很长。孙机先生考证，由于古代布帛幅面较窄，缝制裙子要用好几幅布帛拼接在一起。唐代一般用六幅布帛制成，《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唐文宗在提倡节俭的前提下，曾要求“妇人裙不过五幅”。华贵一些的裙子则用到七幅到八幅。据《旧唐书·食货志》中关于布帛宽窄尺寸的记录，每幅布帛约等于现在的0.53米宽，那么文宗所提倡的五幅之裙约合2.65米宽。
唐代女性服饰中，唐妇女大多喜爱色彩浓艳的裙子，在文献中常将红裙称为“石榴裙”。如《开元天宝遗事》说长安仕女游春时，用“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帷”。许多诗人的诗句也反映了这种喜好，如白居易写的“山石榴花染舞裙”、唐人万楚在《五月观妓》中说：“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
在裙、衫之外，唐朝妇女都穿戴“帔”。唐代的帔像一条长围巾，还可以称为“帔帛”或“帔子”，常用轻透的纱、罗制成，披搭在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帔帛往往印有花纹或加泥金银绘画，十分美观，在唐朝的一些小说文献中常有“帔服鲜泽”、“紫银泥罗帔子”等描绘帔帛华丽色彩的记录。中晚唐的帔子装饰越发华丽，除了印花、泥金外，还有刺绣、彩绘、夹缬、晕裥等多种装饰工艺。也有较为厚重的夹帔子，晚唐还常见“礼巾”、“令巾”等同属帔子类服饰。帔帛并不是汉族固有的服装，孙机先生认为帔帛大概产生于西亚，后来被中亚佛教艺术所接受，又东传至我国。
在上述这些基础服饰之外，唐代女性服饰往往还有一件称为“半臂”的短袖上衣。孙机先生考证“半臂”也称为“半袖”，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在隋代已经开始流行，唐代男女都会穿着，相对来说，女性穿着半臂的更多一些，半臂常用质量较好的织物制成。在唐永泰公主墓的壁画上，所绘仕女，就是上身在衫襦之外又加半臂，中等以上唐墓出土的女俑也常有穿着半臂的形象。不过半臂只在唐代前期的女装中较为流行，唐代中晚期明显减少。这是因为唐代前期女装上衣狭窄，适合套上半臂，中唐以后，随着女装日趋宽大，渐渐不适应套上半臂。
我们现在还可常见身着大袖上衣的唐代女性画像。这种唐代的女性大袖上衣也被称为“襦”，汉晋时期“襦”指短外衣，到了唐代，“襦”这种服饰开始有了盛装化的发展。唐代文献中出现襦时，更多冠以“大袖”指代宫人礼装、舞女装等华丽的大袖上衣，称为“彩大袖裙襦”、“广袖之襦”。
民间隆重的盛装也可用“襦”，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中有“春深嫁女家，紫排襦上雉”，便将婚服称之为襦，其上还有象征礼服的雉纹。不过“襦”除了大袖的特点之外，领口式样、穿法都与衫子没有多大差别。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霸王，关于他的传说汗牛充栋，这其中又以他自刎乌江最为慷慨悲壮，在民间流传也最为广泛。关于他的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南宋词人李清照为代表，她在《乌江》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项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做出高度评价和赞扬;一种是以晚唐诗人杜牧为代表，他在《题乌江亭》中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认为项羽缺乏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决心，对他自刎乌江的决定作出了惋惜和失望的评价。几千年来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直在不停地延伸着，那么项羽当年为什么选择了自刎，而不是过江呢？
根据最早的记录，项羽是因为无脸面见江东父老而自杀。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汉战争中项羽被刘邦打败后，项羽带领八百人马突出重围，来到乌江江畔，这时乌江亭长劝项羽赶快渡江，以图东山再起、报仇雪恨，可是项羽却笑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于是拔剑自刎而死。这种说法出自太史公司马迁之手，距项羽之死年代较为接近，描写得非常慷慨激昂，因而流传最为广泛，后世关于项羽自刎的传说大多源于此。
在这种说法中，虞姬之死起到了重要的推助作用。据《史记》记载，项羽被汉军围困于垓下，夜闻四面楚歌，非常吃惊，便起身饮酒，此时“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据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记载，虞姬当时怆然拔剑起舞，并和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挥剑自刎。项羽是个争强好胜、死要面子的人，自己最心爱的侍妾被逼自杀，心中既伤心绝望，又十分羞愧，自尊心受到强烈打击，再加上当时楚军伤亡惨重，“虞姬死而子弟散”，所以当项羽带着残兵败将逃至乌江畔时，顿觉羞耻难当，没有脸面去见江东父老，于是选择一死了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项羽自杀是想结束战争，消除百姓因战乱带来的痛苦。据《史记》记载，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僵持不下，“丁壮苦军旅，老弱罢鞍漕”，于是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奴长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意思是想通过两个人的决斗一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百姓跟着受苦，说明项羽的确有可怜天下苍生的情怀。当项羽率残兵败将突出重围来到乌江时，想到渡江以后还要卷土重来，重新进行一次楚汉战争，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于是选择牺牲性命来结束连绵数年的残杀，还天下一个太平世界。但这种说法带有太多的猜测成分，也与项羽的好战残暴性格不符。项羽当年曾经坑杀二十万秦兵，火烧阿房宫三个月，是一个非常暴虐的人，不大可能为了免除百姓疾苦而至自杀身亡。他之所以要约刘邦单打独斗、一决胜负，很可能是出于一种计谋，因为以项羽的个人能力，打败刘邦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不过刘邦也没有上当。当项羽失败逃至乌江时，万念俱灰、狼狈不堪，心中不免感慨万千，此情此景下重新唤起他可怜天下苍生，愿意以一己之死来结束战争的念头也有可能，但这顶多是项羽走投无路又放不下脸面时的一种自我安慰，将它视为项羽自杀的主要原因却是不妥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项羽不是不想过江，而是根本没有机会过江。我国著名学者冯其庸在其文章《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中，详细论证了《史记》、《汉书》、《楚汉春秋》关于项羽之死的描述，指出《史记》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两处涉及乌江外，其余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反倒是明确提到：项羽“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等。他还通过《括地志》和《江表传》等篇章作了关于地理位置的考察，经过实地查勘考证，项羽确死于东城，即今天的安徽定远县，此地离乌江有120千米。至于《项羽本纪》中两处涉及乌江的记述，冯先生认为是司马迁记叙上的错误，并导致了以后的以讹传讹。
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计正山先生依据《史记》、《汉书》中的“灌婴传”，认为项羽并非在乌江“自刎而死”，而是在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垓下之围中项羽仓皇失措，带领八百兵马突出重围，往江东方向逃跑。长江以南是项羽的势力范围，是他发迹崛起的地方，即使在楚汉战争后期，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尉等依然服从项羽，听从项羽调遣，尤其是南楚临江王共氏，直到项羽死后仍忠于项王，抗拒刘邦。如果项羽顺利渡江，完全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再一次击败刘邦。所以项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渡过乌江，但逃至东城时被汉军包围，混战中即被灌婴杀死，而乌江离东城还有120千米，所以项羽根本没有渡江的机会，也不是自刎而死。
但这种说法同样充满了推测和猜想，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根据《太平寰宇记》等资料记载，两汉时期的东城县，是江淮之间的一个辖境广阔的大县。从现在定远东南的池河上中游地区，越过江淮分水岭，包括今滁县西南境、肥东东境、全椒西南境，直到今和县乌江的沿江一带。晋太康六年在设东城县界设置单独的乌江县。章学诚在《和州志补沿革》曾指出：“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晋太康元年属淮郡，其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也就是说，在楚汉战争时期，东城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行政区域，乌江是包括在东城县内的，因此司马迁所说的“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并不矛盾，而是为避免同义反复而使用的描写方法。
这样看来，项羽的确是死于乌江，司马迁所处的年代距离楚汉战争只有七十年左右，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而且他治学严谨，在项羽之死这样的大问题上应该不会妄自猜测。而项羽之所以不肯过江而选择自刎而死，实在是一个性格悲剧。自大孤傲、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缺乏忍辱负重的坚韧意志，是导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他的死虽然显得慷慨壮烈，并为后人反复吟唱，但一代霸王就此了却一生却也让人扼腕叹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