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称慈禧太后不大可能有“英伦之恋”

摘要：日前，一本由曾经长期寓居北京的英国巴恪思爵士所写，描写诸亲王、军机大臣和后妃之间种种情爱，以及慈禧太后与这位男爵秘密情史的《太后与我》，在中国大陆引进出版，将这位近代史上著名的西太后又一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本自传体回忆录形式的“奇书

日前，一本由曾经长期寓居北京的英国巴恪思爵士所写，描写诸亲王、军机大臣和后妃之间种种情爱，以及慈禧太后与这位男爵秘密情史的《太后与我》，在中国大陆引进出版，将这位近代史上著名的西太后又一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本自传体回忆录形式的“奇书”所讲是否属实？慈禧太后是否真的在晚年上演过一出“宫廷跨国恋”？学术界对于慈禧的“跨国恋”如何看待？本报记者围绕上述问题采访了有关专家。

据现有材料慈禧不太可能有“英伦之恋”

在记者目前采访到的近十位在国内有着较高知名度的清史专家中，学者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否认了慈禧有过这么一段传奇的跨国恋。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清宫制度、社会风气、个人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慈禧不可能有这么一段跨国恋。从清代森严的宫闱制度就可看出，第一，非太监不能进入宫内，同治帝的天花病是在宫外患的，这反过来证实，偷情这类事件是绝对不可能在宫内发生的。第二，慈禧太后所居的西六宫，在故宫里环套森严，结构紧密，每一个宫门都有太监把守，任何人不可私自进入，官员也是一样，寝宫制度严格，不可能有外国人随便出入。第三，慈禧的每一次出巡都有大量的跟班，根本不会一个人偷偷地出宫。根据这样一些很明显的证据即可以证明，慈禧不可能和宫内、宫外的人密行苟且之事。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表示，《太后与我》这本书的大致情节通过媒体都已了解到，从这些情节来看，慈禧和英伦男爵的跨国恋实属捏造。清宫制度，为确定慈禧外遇与否的首要因素。清代的宫廷制度从明朝延续过来，有内廷和外廷制度，比如某个帝王某天去宠幸哪个妃子，宫廷都会有人作记录，门外也都有太监把守。因此，西方人和西太后书信交往都很困难，更不要说直接跑到后宫去找慈禧太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张华腾以唐代有关制度作比较认为，清宫的制度和唐代比大不一样——唐代是比较开放的，清代是比较封闭的。清代从制度上就要求慈禧太后不能像武则天一样做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人，不能随便在宫里就和谁发生感情。因此，清代的宫廷制度就决定了慈禧的外遇几率几乎是零。

除清朝森严的宫廷制度制约外，清朝的社会风气和慈禧的个人品质也是关系这段跨国恋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对记者表示，慈禧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么一段跨国恋的。而且，有关慈禧和荣禄、安德海、李莲英的恋情也都是虚构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清朝和唐朝不同，唐朝两性关系比较开放，女性穿着也袒胸露乳，但清朝受从宋朝就开始的“男尊女卑”影响，强调“从一而终”，并推崇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因此，从社会风气方面看，慈禧不可能像武则天那样在身边留下一些“面首”。

杨国强在谈到慈禧个人品质时表示，慈禧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当时同治帝认为慈禧是“严母”时，慈禧就声泪俱下地对太傅和大臣们说，他们不好好学，将来怎么对得起祖宗。慈禧当时就认为，祖宗交给她的江山一定要守住，她对日常国事不懂的地方会不断进行追问。这样一个人，不太会出现那么丰富的感情生活。

对此，沈渭滨表示认同。他指出，慈禧是一个贵族，但并没看到史料记载中慈禧也有“面首”。慈禧两次垂帘听政后又都“还政”，表明了她的所作所为尽管误国殃民，但完全是为了爱新觉罗王朝。

对慈禧个人生活的研究还需加强深化

对于慈禧太后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认为，慈禧有很多问题可以来研究讨论，研究方向更多的应该是她的政治活动，以及她的政治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此，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璐告诉记者，慈禧的感情史研究现在应该还是一个空白，和她相关的传闻都没有证据得以证实。晚清的历史，目前很多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比如慈禧和这些外国人交往的具体情况，是私人交往还是国家事务;慈禧和西方列强之间到底是怎样交往的，如何接见来使，如何接见公使夫人，都有哪些国家的大使;慈禧在宫中是怎么活动的，都谈论了哪些内容等，这些问题目前都需要专门的研究人员来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沈渭滨在谈到如何研究历史人物时说，这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第一是这个历史人物的经历，从他出生到生命结束的过程要搞清楚;第二是这个人的作为，他做的哪些事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哪些事不利于历史的进步，一个人的作为应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第三是确定一个评判历史人物功过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仅是道德论断，而且应该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一些什么;第四就是要坚持客观严肃的学风。

《太后与我》的学术价值尚需进一步考察

《太后与我》这本书的译者王笑歌曾表示，该书的文学价值远大于它的史料价值。

王道成认为，《太后与我》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会对清史研究的学术圈带来多大影响，它只是本小说，没有办法从学术上对其价值进行评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表示，慈禧的跨国恋并不好认定，各种民间传闻都缺乏可靠的依据，因此不足为信。

刘璐告诉记者，很多从西方来到中国的冒险家写的一些作品，都是大肆渲染以造成一个神秘的中国，因为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好奇心很重，加之出版商为了迎合低俗的阅读口味，就扯上些花边故事来编造，历史不是游记，不能相信一个冒险家的一面之词。就目前来讲，慈禧的感情生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尚难以认定，所以不能对《太后与我》这本书作出任何学术上的评价。

《太后与我》

在采访中，也有历史学家告诉记者，当前史学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忽视对个人生活史的考察。他们指出，对历史研究而言，凡是存在过的历史现象，都有研究的价值。历史研究讲究“知人论世”。而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每个人都有其物质和精神的欲求，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历史学家没有理由忽视历史人物的个人欲求和私人生活，因为它们是构成人类历史的基本元素，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统治者个人的喜好、情感生活甚至性格癖好，就其影响范围，绝不仅仅限于他们本身，往往直接作用到当时的政治领域、社会习尚，甚至导致朝代的盛衰。研究历史人物，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表现层面或一些人所共知的“公众表演”，而忽视对其思想观念、生活细节的考察，恐怕这样的研究未必能读懂历史人物本身，更谈不上真正的“知人论世”。

对慈禧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就充分暴露了这一不足。对慈禧个人生活等了解的粗疏，导致有关专家在遭遇《太后与我》这样的问题时，只能基于一般常识进行推论来否定该书的“史料价值”，很难从过硬的历史细节方面拿出更有力的证据，给出更加深入细致、有说服力的回答，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和公众对有关历史知识的期望。对像慈禧这样“地位尊崇”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至于对普通人物的生活情趣、价值观念、喜怒哀乐，我们的历史学家到底真正知道多少呢？千百年来，又有多少历史真相沉沦埋没，及于今近乎澌灭无闻呢？

《太后与我》是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1944年辞世之前写的一部回忆录，内有巴恪思与时年63岁的慈禧太后的情史，秽乱宫廷的男子同性恋之风，光绪帝、慈禧太后均系被谋杀等大胆情节。巴恪思去世后，手稿被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直到2011年才得以出版，并在全球引起轰动和争议，被称为“百年奇书”。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继平定北汉后，御驾亲征辽国，不料大败，所以归朝后对平定北汉的功臣们均没有封赏。宋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昭入宫进谏，赵光义大发雷霆，赵德昭惶恐不已，回到王府后即自刎身亡。两年后，赵匡胤另一子赵德芳突然在睡梦中暴亡。至此，赵光义身边有可能威胁其皇位的人，就只剩下其弟赵廷美了。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有官员向赵光义密奏赵廷美意图谋反，赵光义当即罢免了赵廷美的开封尹之职，改任西京留守。四月，刚刚复任宰相不久的赵普再呈密奏，指控赵廷美意欲谋反。赵光义随即下诏审理，结果赵廷美被勒令归还私第。五月，赵光义再度下诏贬赵廷美为涪陵县公，流放房州今湖北房县，并派人日夜监视。雍熙元年984年，时年38岁的赵廷美在贬所抑郁而终。

赵光义即位之初，便封赵廷美为开封尹，将赵德昭和赵德芳并称为“皇子”，这很容易给朝野上下造成一种错觉，就是他要遵循太祖赵匡胤留下的惯例—传弟不传子。直到赵廷美等人被斩尽杀绝，人们才知道赵光义此前的做法只是一场政治秀。

那么，赵匡胤当年为何不把皇位传给儿子，而是将弟弟立为储君呢？这一有悖常理的做法，真是他本人的意愿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他母亲杜太后的遗愿。

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即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杜太后弥留之际忽然传召赵普进宫。赵普来后，杜太后问赵匡胤知不知道他为何能得天下。赵匡胤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捡好听的说：“这都是因为祖上和太后积德。”不料杜太后却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因为柴荣把帝位传给幼子的缘故！倘若周朝有年长的君主，哪能轮到你当皇帝？你和光义都是我生的，你将来要传位给弟弟。四海之大，亿万之众，国有长君，乃社稷之福啊！”赵匡胤频频点头。很显然，杜太后传召赵普，就是要他为这份政治遗嘱做个见证。赵普当即在太后榻前写下这份盟约，并在末尾署上“臣普记”三个字，然后将盟书封存在一个金匮中，命谨慎可靠的宫人保管。这就是著名的“金匮之盟”。

对于这一事件，很多史书中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一千年来，似乎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直到清代，才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盟约的内容是虚构的。到了20世纪，更有众多学者纷纷撰文，提出“金匮之盟”纯粹是伪造的，出现的时间应是太平兴国六年，作伪者当为赵普。“金匮之盟”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杜太后一生经历了唐末五代，而这是一个王朝更替形同轮转的特殊历史时期。五代的13个帝王，没有一个在位的时间超过10年，平均在位时间仅4年，其中有7个死于非命。试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谁能保证赵匡胤不会重蹈覆辙呢？所以，杜太后一生的经验告诉她，必须确立一个年长的储君，才能保证大宋王朝的帝祚永昌。换言之，在大宋立国之初、根基未稳的情况下，万一赵匡胤遭遇不测，年仅十余岁的赵德昭是绝对无法应付的。因此，年已二十几岁且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显然是最理想的皇位继承人。

其次，如果说“金匮之盟”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政治赝品，那如何解释赵匡胤始终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甚至终其世连王爵都不封呢？而与此相反，杜太后去世仅一个月，赵匡胤便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同平章事，后又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按五代惯例，这其实已经赋予了赵光义准皇储的地位。由此看来，赵匡胤正是按照杜太后的遗愿，把弟弟赵光义视为既定接班人的。至于说他迟迟不愿公开盟约，可能是为了随时掌握立储的主动权，或许必要时他也可以传位给儿子。

既然“金匮之盟”的真实性不能断然否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全都集中在了赵普身上。作为盟约唯一见证人的赵普，为何不在赵光义即位时公布盟约，而要等到太平兴国六年，他的动机是什么？时隔20年才抛出来的盟约符合原貌吗？进而言之，他和赵光义有没有可能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联手篡改盟约呢？

在考察这些问题之前，要先弄清这份神秘遗嘱出笼的来龙去脉。

赵普是赵匡胤时的宰相，曾经在赵匡胤开创帝业和稳定政权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因为赵普多次反对立赵光义为继承人，且与赵光义的心腹朝臣卢多逊不睦，所以赵光义即位后立即将他罢免，只给了他一个太子太保的虚衔。随后的几年中，赵普一直郁郁不得志，而且不断遭到宰相卢多逊的排挤和打压。愤愤不平的赵普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时机反击。

太平兴国六年九月，朝中开始有人密奏赵廷美图谋不轨。赵普当即意识到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于是在朝会上自告奋勇地提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实际上就是向赵光义伸手要官。可是，他这样一个早已失势、且与皇帝有着甚深旧怨的人，有何资格重回帝国的政治中枢呢？

赵普手中的王牌，就是那份沉睡了20年的“金匮之盟”。

据史书记载，当天退朝后，赵普立刻给赵光义上了一道密奏，先是抱怨“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然后便把当年“金匮之盟”的事情和盘托出。赵光义马上找到了赵普所说的那个金匮，打开之后看到了这份盟约，“遂大感悟”，当即召赵普入宫，发出一句满怀歉意的感叹：“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几天后，赵普被擢升为司徒兼侍中，重新回到了帝国权力的中枢。

又过了几天，赵光义忽然向赵普提出了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接下来皇位应该怎么传？赵普斩钉截铁地说：“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赵光义非常满意，再度任命赵普为宰相。

仅仅半年之后，赵廷美谋反案爆发，卢多逊也被牵连而死。赵普总算如愿以偿，既恢复了相权，又整死了老对手，而且与赵光义前嫌尽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赵光义也终于解除了后顾之忧，替自己的嫡系子孙消灭了所有潜在的皇位争夺者，保证了帝祚的一脉单传。

“金匮之盟”出笼前后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赵光义打开金匮后，得到的仅仅是杜太后命赵匡胤传位给他的遗嘱，那么对于已经在皇位上坐了五年多的赵光义而言，这份迟到的合法性依据还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赵普所提供的盟约仅仅如此，身为皇帝的赵光义会向这个历来阻挠他当皇帝的人坦诚道歉吗？如果他当皇帝是杜太后的遗命，连赵匡胤都不敢违背，这不是反而证明当初赵普极力反对赵光义即位是错的吗？这时候道歉的人应该是赵普，怎么可能是赵光义呢？

久经宦海的老政客赵普隐忍了这么多年，如果此刻抛出来的仅仅是这么一份不痛不痒的盟约，他凭什么能重获相权？凭什么能把赵光义的股肱之臣卢多逊一举扳倒？不要说他根本做不到，赵光义也不可能让他这么做。

那么，这一切不合情理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释？换句话说，“金匮之盟”的原始内容，难道仅仅是赵光义和赵普所公布的这些吗？

在《宋史？赵廷美传》中，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线索：“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开封，德昭实称皇子。”《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赵光义和赵普所公布的“金匮之盟”，人们称其为“独传约”，即由赵匡胤传位赵光义，一传而止。而《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的，可称其为“三传约”，即赵匡胤传位赵光义，赵光义传位赵廷美，赵廷美传赵德昭。有此三传，皇位仍回太祖一系，既保证了国有长君，又能让赵匡胤荫及子孙。

至此，“金匮之盟”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一切不合情理、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都有了答案。

正因为原始盟约是“三传约”，所以赵光义即位之初，老谋深算的赵普才不急于打出这张王牌。试想，赵光义刚刚即位，肯定不可能马上下手翦除弟弟和两个侄子，他需要作秀，需要时间巩固权力，同时还需要等待下手的时机。而赵普正是看到了这些，才不愿意过早打出这张牌，因为这是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唯一的政治资本，仓促出牌或许能献媚于一时，但不能保富贵于一世。所以他宁愿选择继续隐忍，和赵光义一样默默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

机会终于出现在太平兴国六年。当赵光义决定动手除掉赵廷美的前一刻，赵普毅然抛出深藏了20年的“三传约”。

真实的“金匮之盟”出现在这一刻，除了谄媚外，更多的已具有了要挟的意味。试想，如果赵普孤注一掷独自公开“三传约”，那赵光义就会陷入完全被动的境地，无论如何都要把皇位传给赵廷美。赵普当然不会做出这种两败俱伤的事情，但是他不做不等于他没有这么做的资本。所以，当赵光义打开金匮后赫然发现对他极为不利的“三传约”时，其惊骇是可以想象的。这时候，他甚至会感激赵普，因为赵普一直替他保守着这个惊天的秘密。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皇帝的赵光义才会主动向这个宿敌抛出橄榄枝，并且诚恳地道歉，随后又将他擢升。也正为此，赵光义才会向赵普发出试探：既然你给我看的这份盟约是“三传约”，那依你的意思皇位以后该怎么传？

赵普回答得非常漂亮，既不失自己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立场，更是坚定地表明自己此刻绝对是赵光义的同盟。而且使赵光义非常满意，再度感动不已，所以忍不住跟赵普吐露了一句心里话：“朕几欲诛卿！”至此，这对多年的老冤家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既然两人都认为“三传约”是不合理的，那要怎么办？一个字—改！于是，记载着“三传约”的“金匮之盟”，经过赵光义和赵普的篡改，公之于众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独传约”。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原始内容被删掉了！

半年之后，赵光义和赵普便联手展开了打击赵廷美的行动，直到将他迫害至死。当然，出于利益的交换，赵光义不得不把自己的心腹、赵普的政敌卢多逊出卖了，让他和赵廷美一起殉葬。

综上所述，“金匮之盟”并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是经过改造的政治赝品。该盟约订于建隆二年，原始内容是“三传约”，目的是既保证国有长君，最后帝位又传回赵匡胤一系。而太平兴国六年公布的“金匮之盟”，则经过了赵光义和赵普的篡改，最重大的改动就是把“三传约”改成“独传约”，目的是既维护赵光义继位的合法性，又除掉其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保证赵光义帝位的一脉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