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4-12 广场舞之家【常识】
摘要：四川成都，天府之国，因为其独特的地势，一直以来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之地。几乎大部分君主，在自己的王朝即将倾颓之时，都将蜀地作为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三国时有刘备，近代有国民党陪都重庆。明末的起义首领张献忠，也将成都作为自己兴旺的根基。 张献忠到
四川成都，天府之国，因为其独特的地势，一直以来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之地。几乎大部分君主，在自己的王朝即将倾颓之时，都将蜀地作为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三国时有刘备，近代有国民党陪都重庆。明末的起义首领张献忠，也将成都作为自己兴旺的根基。
张献忠到了蜀地之后，曾对自己的部下说过：”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
关于张献忠，成都自古以来都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那就是在成都的某地，埋藏了张献忠的巨额宝藏。成都一直流传唱诵的童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张献忠当年在成都称帝，随后于顺治三年，撤离成都。当时撤离时因为旱路被清军封锁，张献忠选择了走水路撤退。而当时巨额的银钱，被张献忠选择了以漂流的方式运送。他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里面放入银锭，让它漂流而下。本来打算在重庆下游的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把它们打捞上岸，可在江口镇就遇到阻击，大量金银也沉没于此。
当时为了逃脱，张献忠只能暂时放弃打捞金银，他画了一张藏宝图，留下了石牛石鼓的传说。据说只要找到了石牛石鼓，那么它们相对的地方就是宝藏所在。
据《蜀难纪实》记载，”累亿万，载盈百艘“，也就是说当初张献忠撤退的时候，物资钱银无数。面对这一巨大财富，没有人不动心。自从张献忠沉银的传言流传开了之后，无数人想要获得这一巨大财富，但是始终没有人找到过其沉银所在，久而久之就成了传说。直到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张献忠宝藏之谜才得以证实。
这些银锭上，”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士两“的字样，与张献忠所在时期相符。除了这些银锭之外，其后更是发现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及”西王赏功“金、银币，以及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的金封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献忠的宝藏虽然找到了，但是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多。这是为什么呢？经过考察，终于在《彭山县志》中找到了答案。《彭山县志》：”乾隆五十九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庞大的宝物来不及等后世人发现，就已经被清朝政府打捞了。
除了沉银宝藏的传说之外，张献忠还流传了不少的故事传说。比如说”杨柳街“、”张家长李家短“、”摔皇冠“、”七杀碑“、”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等等。
”杨柳街“的故事，说的是张献忠行至四川的时候，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妇人带着两个孩子赶路，孩子一大一小。她一手背着大孩子，一手牵着小孩子。照理来说，应该是背小的牵大的，怎么妇人与常理相背呢？张献忠感到奇怪，便上前询问。
那妇女告知张献忠，她在战乱中与丈夫走失了，只剩下自己和孩子。大的孩子是丈夫与原配的孩子，她怕丢了大孩子对不住原配，因此将大孩子背在背上。
张献忠听了妇女的话后深受感动，因此让她只管安心回去。等回到家后，在门前插一支杨柳，他的军队保证秋毫不犯。妇女回到家中后，在门前插上杨柳，同时也告知了周围邻居亲人，不多久一整条街都插上了杨柳。后来张献忠的军队来了之后，果然没有进犯插有杨柳的人家，此后这条街就被称为杨柳街。这也就是张献忠”杨柳街“的故事。
唐朝卖房“先问亲邻”
唐朝出台了一种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限购政策，“天下诸郡……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唐会要》卷85)即全国不管哪个城市，一切地皮和房产，想出售，先问亲戚和邻居。
此后，五代十国规定，卖房的时候，先问四邻和族人是否想买，如果他们不愿，或者出的价太低，你才能卖给其他人。宋朝规定得比五代十国时还要细致，明确了征求意见的顺序：先问族人，后问四邻。
假如你不问亲邻，亲邻发现你的房子住了新人，可在一年(南宋改为3年)内向官府告状，要求以原价赎回，重新出售，并以房亲为第一售房对象，四邻为第二售房对象。除非亲邻们逃荒逃到了外地，你急等用钱，又无法询问，你不得不卖房，同时有见证人签字画押，有买卖合同，有缴税证明，有公章，政府才不予追究。
这种规定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宗族制度。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是宗族制度，一切的不动产在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都是个人与族人所共有的，尤其是房屋这种由祖上遗留的房产，如果未经叔伯兄弟同意就出售，很可能伤害其情感与利益。为了维护这种基础制度的稳定，减少宗族内部的纠纷，朝廷规定在卖房前一定要先征求亲属的同意。另外，也为了便于亲邻检举，进而便于政府控制每一户居民。简言之，政府人为设置亲邻障碍，必定减少住房交易，必定增加居民迁徙的难度，这样把百姓都固定到土地上，统计人口也好，征收赋税也好，勘破案件也好，都变得很容易。
宋朝禁止京官在京购二套房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诏令：“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当时之所以会出台这样的诏令，一是为了限制兼并，二是为了平衡住房市场上的供需矛盾，让老百姓有房可买。
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挂，即招标、拍卖、挂牌。宋朝朝廷同样是这样卖地的，不过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而是叫做“实封投状”：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报价期满，朝廷开箱，公开念出各人的报价，出价最高者可以买到地皮。
明清两代，不许官员买房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化，朝廷禁止所有官员在工作所在地买房。
明朝的规定是这样的：“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让朝廷得知，打五十大板，开除公职，最后还要没收你买的房子。
清朝的规定则在照搬明朝法律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如有隐匿不报，查出财产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议处。”(《乾隆实录》卷8)就是说，不光限制官员购房，还限制旗人购房，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如发现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当地官员也有责任向朝廷举报，如不举报，一旦查出，跟着买房人一起受处分。
明清政府何以要这样规定？目的是严防官员腐败，维护自身统治。毕竟官员收贿方式花样繁多，又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最难查清，于是干脆就不让他们在工作地拥有房产。那些在任职地买了房的，会被默认为贪污，受到严惩。
明太祖逼官员给穷人盖房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当年年底给中央的官员下旨：“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