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为何极力黑诸葛亮？三国志真能代表正史？

摘要：很多时候史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史书里的文字不见得就是铁打的事实。就拿陈寿的三国志来说，他为何极力的黑诸葛亮呢？这后面是否有某些政治目的呢？ 小编特别喜欢三国的历史，经常把三国志、后汉书对比、当然也少不了看三国演义，还花重金买了古代汉语词典。

很多时候史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史书里的文字不见得就是铁打的事实。就拿陈寿的三国志来说，他为何极力的黑诸葛亮呢？这后面是否有某些政治目的呢？

小编特别喜欢三国的历史，经常把三国志、后汉书对比、当然也少不了看三国演义，还花重金买了古代汉语词典。在发文中，一般都会指明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或者后汉书之类的。生怕自己才疏学浅，耽误看官的时间。但是在评论中，经常发现看三国志的看官有点鄙视说三国演义的人，说看小说不懂正史。而且个人感觉三国志中也有黑蜀国的五虎上将、诸葛亮、刘备等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今天就谈谈三国志及其作者陈寿，有不同看法看官，麻烦在评论中指正！

于公，尊魏为正统，必须丑化蜀、吴；

三国志作者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因此不免美化曹魏，而丑化蜀、吴，同为造反派，《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睿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这本身就不公平，美化曹魏，必须丑化蜀、吴。就像突出曹操，就必须丑化刘备、关羽、诸葛亮等等；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占三分之一，《蜀书》只占六分之一，也证明了这点；这是于公的原因。那么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演义的前身《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尊蜀为正统，所以美化蜀国，尤其美化诸葛亮、关羽等人，就必须丑化曹操一样。

于私，陈寿与诸葛亮有世仇，而且他老师还是投降派《晋书 陈寿传》 记载陈寿本来就是蜀国人，师事同郡谯周，谯周就是那个力主让刘禅投降的人，在城内还有大军，姜维即将回兵救主，谯周却劝刘禅投降，而且还要求刘禅命令所有将士投降。谯周因劝刘禅投降有功，被封为阳城亭侯，迁骑都尉，散骑常侍。而且陈寿本人在宦官黄皓的打击下，官越做越小，能不记恨吗？陈寿父为马谡参军，马谡为诸葛亮所诛，陈寿父亦坐被髡（剃光头发），诸葛瞻（诸葛亮的儿子）又轻视陈寿。陈寿为诸葛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就是说陈寿为诸葛亮立传，说“诸葛亮在带兵与谋略方面并不擅长，没有对敌的才干”，说“诸葛瞻只擅长书法，他的名声过于才能”，议论的人因此轻视他。这是于私来泄愤，所以喜欢读三国志的朋友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同时也借鉴后汉书。当今，文人黑人，不会那么明显，但是处处玩弄小伎俩。蒋公当年把李敖先生抓到监狱，李敖先生现在无处不在黑蒋公！

关于历史，冯友兰说过历史分两种，一种是真实客观的历史，这种历史过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很难还原。一种是人写的历史，这个是带有主观的历史。胡适先生告诉我们：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天我们能了解的历史都是人写的历史，都不是客观的！

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只要对自己有用，就不要纠结。比如三国演义，有人说就是一部兵书啊！准备拾人牙慧，写三国演义的36计的系列，估计会让大家笑谈吧！也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哈哈，这就是小编在这里瞎哔哔，让各位看官见笑了！

满清统治二百多年时间里，旗人都有特权，但同时，他们不事生产，也被禁止从事工商、贸易。生活贫困的问题，到后为也就越发明显。清末朝廷也曾有所改变，让他们或者务农、或者经商，以能解决个人生计为目标。但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提前把他们拉进了新时代。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很生动地展示出旗人生活的状况。已经演变到了群体的潦倒了。

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将当日的旗族生计状况略分为四类：贵官派指那些享受《优待条例》的亲贵宗室，这批人虽有积产，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经事，“众家丁分肥”，预计“将来不至穷死不止”;谋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强，能经营和自立者，“此派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渐可与其他各族同化;劳动派以汉军旗人居多数，普通以人力车为谋饭之计，困顿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则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贫者。

据考察，北京内城的旗人居民，“殆已由积弱而渐流于乞丐一类。以数十万众老幼男女，皆成叫化，于治安、于国光、于观瞻，皆有可注目之价值。”占人数最多的“劳动派”，虽仍可勉强糊口，但由于经济状况下降、生活费用提高等原因，“可恃之收入，少于前四五年前一倍”，生活愈见窘迫。其实，即便“贵官派”，也未见得都养尊处优。民初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时闻。入民国后，满洲王公的贫困化实则很迅速。庄士敦说，当他在1919年认识他们时，其中一些早已不再是富人，许多都“已陷入可悲的境地”。出于“脸面”考虑，他们不可能公开卖古玩，卖也只能得到“低得可笑的价钱”

庄士敦提到一位亲王，乾隆五世孙毓朗，光绪时封镇国将军三等将军，辛亥年位至军谘大臣，算是亲贵上层。清亡不过十年，他已经“穷困潦倒”。另一位重量级亲贵载泽也在入民国后，迅速“变穷”，一群民国的士兵还抢劫了他存放值钱东西的“库”，这位曾经“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1920年代末在北京穷困落魄，郁郁而终。溥仪的堂兄弟溥涧，家产吃完，靠卖画为生。庄王的后代饿死在南横街的一个空房子里。睿王的后代钟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私掘祖坟。清末重臣庆王奕劻，家赀亿万，孙子竟没落为拣破烂的。这些被取消特权的贵族，俸禄也没有了，家产吃光，便只能流浪街头，或转乎沟壑，甚至冻馁而死。

一名叫桂顺的皇族，因家境贫穷，由京去天津谋生，行至杨村，不幸病倒店中，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无奈之下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当时皇族有三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小朝廷也是救不胜救，无能为力。许多人，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王公亲贵尚且这样“穷了下来”，一般旗人的贫困更可想而知。清帝宣布退位，在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达成的一系列《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保护旗人财产，维持旗人一般生活，其中《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中指出：“凡八旗人民公私财产，应有地方官及公正士绅清查经理，以备筹画八旗生计之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旗人公私财产不仅没得到应有的保护，往往以各种原因被没收

民族大同会会员刘揆一、吴景濂等人专门上书袁世凯，要求禁止没收旗人私产。呼吁归呼吁，旗人财产屡被没收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此外，由于财政困难，许多地方在裁撤旗营后，仅短暂发放过少数几次旗饷，大部分地方都很快停发。北京是坚持发饷时间较长的，到1924年也停止了旗饷，粮食早在民国二三年就不再发放了。袁世凯死后，饷银渐有拖欠现象，至民国七八年，旗饷只在正月、五月、八月三大节时发放，成了变相的救济款(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

金启孮也记录了民国的“不发饷”：所谓旗兵改编后“饷额如旧”，始终没有如约履行过，首先生活不了的是营房中的寡妇，清朝规定八旗寡妇有一种叫做“鳏寡孤独”的恤金。若是男人为国战死，还有优厚抚恤，这种规定已行之二百多年，现在忽然不发，立刻临于断炊、挨饿的惨境。京旗的寡妇和外地驻防的寡妇首先在北京请愿(当时这种请愿全国都有)，徒劳奔波毫无结果。

后来出现了京旗和外三营的索饷，依然是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引起了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请愿运动完全是被逼得无法生活下去，而对民国还抱有一定幻想的情况下举行的。”法国的老舍研究学者保尔·巴迪先生曾引证了一些当时在北京的外籍人士以旁观者身份记录的旗人境遇：他们的数量当然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但他们的境遇却相当悲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