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易水学派”鼻祖张元素弃政从医的故事

摘要：张元素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心地善良，至今在他的家乡还流传着不少张元素行医故事。 第一个行医救人的故事是说张元素有一次急诊，在路上的时候看见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子，他出于医者态度，主动上前询问，一问果然如此。这个男子患有严重的胃病，是常年旧疾了。一直

张元素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心地善良，至今在他的家乡还流传着不少张元素行医故事。

第一个行医救人的故事是说张元素有一次急诊，在路上的时候看见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子，他出于医者态度，主动上前询问，一问果然如此。这个男子患有严重的胃病，是常年旧疾了。一直以来也找了不少医生去看病，吃了不少方子，本来家境还算殷实，但是长久下来，病也没看好，钱也没了。没有办法之下只能慢慢等死，张元素听了之后非常同情，他细细给这个男子诊治之后对他说：“你去这个地址，也就是我家五去拿几副药，不收你钱，吃个几副应该就会好了。”这个男子将信将疑，但是别无他法，一试之下，竟然没有两个月病情好转，他逢人就说张元素是神医。

第二个行医救人的故事就是有一天张元素采药归来，看见山下村子里停了一口棺材，旁边亲属在哭，张元素上前询问，得知这是一个难产的女子死了。但是张元素看见棺材底部竟然有血流出，他赶紧对家属说开棺。周围人觉得他疯了，但是一位老者认识张元素，他思考了一下同意了。开棺一看，果然一个女子肚子隆起躺在棺材里，张元素迅速下针，没要多久，听见孩子的啼哭，妇人也慢慢睁开眼睛。周围人顿时以为张元素是神医下凡，纷纷跪拜叩谢，凡是有个疾病便前去张元素那问诊。

这就是张元素行医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张元素医书的高明，张元素的这些故事也将一直流传在中国的历史中。

张元素性格谦逊

金元时期有个名医叫做张元素，由于科举失败之后改行，开始研习医术。他主创中医理论，自成一派，与“河间学派”遥相呼应。张元素性格谦逊，遇到医术比他好的人能够主动去学习，承认自己的不足。

张元素性格谦逊体现在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在家里坐诊，有一个叫刘景升的病人前来求治。张元素望闻问切，看见病人面色蜡黄，形容枯槁，已经是病入膏肓的样子，他给病人相面之后诊脉，果然是这样：“你的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身体大热，已经耗损严重，估计活不了几年了。”那人听完之后很绝望，他闷闷不乐的离开了。

但是转眼之间，三年已过，他去别的地方出诊居然又在街上碰到了刘景升，他顿时惊讶万分，因为刘景升此时是红光满面，不仅没有病态，还身强体健，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张元素便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仙人，求到了仙药。

那人看到张元素态度谦逊，就告诉他：“我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在家绝望等死，但是路过一个道士，他说自己来自茅山，我命不该绝，他便让我每天吃一个梨，生吃、炖汤，干梨，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基本上人就好了。”从道士走了之后，刘景升每日吃梨喝梨汤，不曾想每天的精神越来越好，也能吃下饭了。

谦逊的张元素听完之后，立刻自愧不如，然后对自己的徒弟说：“行医治病，但凡病人有一点生机，你就不能放弃，山外有山，我们要多去向别人学习。”

张元素的徒弟

张元素的徒弟叫做李杲，也叫东垣老人。他原本出生在金朝的一个富庶人家，但是因为母亲因病去世而无良方，顿时感觉到自己不孝，于是前去张元素处学医。

张元素的徒弟东垣小时候就沉默寡言，他出生的地方虽然属于宋朝领土，但是濒临金朝，后来被金朝占领。李杲从小就喜欢读书，面容严肃，他的朋友为了测试他是不是真的正经还曾经用几女来测试他，结果让所有人敬佩。

张元素教出来的徒弟在张元素的基础上研究“脾胃学说”，主要是李杲的母亲是因为胃病不治去世。他深感在病情面前的那种无力，于是专心研究因为饮食不均匀或者是郁气难解等导致的肠胃问题。李杲从小养尊处优，接触到的都是达官贵人，这些人吃得好但是消化不好，因此容易得胃病。

李杲认为脾胃居上，在五行中属于土，李杲的学派又被称为“补土派”，为后世脾胃治疗奠定基础。

李杲身处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瘟疫横行，有很多人患了一种头疼病，脑袋肿的像西瓜一样，死的时候也是痛苦万分。他不忍心看到这种情况，潜心研究《内径》等书，最终研究出来了应对方法，他的药方能够很好地应对这种病情。凡是服了这个药方的基本上没有不好的，他的药方还被后人刻到了石碑上，流传甚广，以至于后世的人都以为这是“神仙方”。

张元素传

张元素，金朝的中医大家，字洁古，生死年月不详。从小就聪明绝顶，在八岁的时候就是“童子举”，不到27岁考上了进士，可谓是一帆风顺，但是到了进士，他的政治生涯因为犯了“庙讳”而走到了尽头。

张元素弃政从医，但是他不是从小学医医术，虽然也是中医世家，但是他却没有经手过。但是好在他聪明肯学，又有天分。熟读医书，并善于思考，长久以后，集医学之大成。他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和刘完素应该是同朝，略后于他。张元素的医学著作有《医学启源》、《珍珠囊》等，以前者最能体现张元素的易水学派观点。

张元素谦逊，他的成名是给刘完素治病。当时刘完素头痛干呕，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代名医，但是医者不自医，身体不见好转，所以很多人都来看望他。张元素也来了，但是张元素年纪轻，刘完素看不起他，张元素给刘完素开了几个药方，没想到刘完素吃完居然好了，原来他是脾胃有毛病。术业有专攻，正好撞到张元素手里去了，自此之后，张元素声名大噪。

张元素在腑脏理论和自己数十年临床医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在生理、医理、病理上开创了辩证法的治疗理论，并且他创制了枳术丸。枳术丸能够健胃消食，用的是最平常的药，白术、枳实麸炒黄色去穰。两者二比一，用最平常的药方能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还不伤病人身体。

“希腊精神”的特点是“求健康”、“好学”、“创造”、“爱好人文”、“爱美”、“中庸”、“爱自由”。“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有得一比，但在“爱自由”方面特别欠缺。

“何谓希腊？何谓希腊人？”《希腊的遗产》([英]F·I·芬利主编，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开宗明义提这样的问题。冒失地谈论“希腊精神”之前，不如先请毕生研究希腊文化的罗念生先生说几句，他的话更有体会：“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高峰，是近代文明的源泉。近代的西方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民主政体，都是从希腊传来的。”罗先生还提到，“希腊精神”的特点是“求健康”、“好学”、“创造”、“爱好人文”、“爱美”、“中庸”、“爱自由”。希腊人的“种种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这最后一种爱自由的精神。”(《希腊漫话》，1941年)换句话说，罗先生认为：“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有得一比，但在“爱自由”方面特别欠缺。

虽然学者们认为希腊和中国的文化最为相像，都主张“人文主义”，但是两者其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辈学者罗念生已经发现，中国人在追求“自由”的时候远不如希腊人。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文化的分途，正需要认真探究。当我们被今年博大精深的雅典奥运会开幕式折服，并担心四年后北京奥运会可能被这里的儿戏导演们弄坍台的时候，最后的争议，常常是归结到中国和希腊的文化差异。那么，“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差异到底从何而起呢？

怀揣这类问题，《希腊的遗产》可以一读。虽然本书没有专门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比较希腊和中国，但是书中正面诠释的“希腊精神”，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自己。以“自由”为特征的希腊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循此路径，我们或许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本书主编芬利教授在“引论”里作了提示：“城邦”是理解辉煌希腊的关键词——

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城邦不止是希腊文化得以展现的舞台。希腊文明给我们一个突出的印象：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文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是以城邦为单位筹划的。他们的“天下”，就是“城邦”。在希腊语言文字传统里，“城邦”(Polis)是最重要的一个词。希腊人最重视的“政治”(Politics)，来自这个词。所谓“政治”，就是城邦事务，是城市市民自己的事情。后来英语和法语里出现的“警察”(Police)一词，先头也是指那些管理“城市”的人。“城市，而非乡村，是处理公务之地，是大部分宗教中心所在之地，是大型建筑和雕塑坐落之地，是开展教育、军事训练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之地。”(第3页)

希腊文化中，最辉煌的是哲学。谈到希腊哲学中“形而上学的诞生”，另一位作者也把它归结为“城邦”。他说：“希腊小城邦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活在批判的、反思的思想成长中，或许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与大帝国的‘亚细亚式不确定的庞大’(叶芝语)形成鲜明的对照。”(第236页)作者认为：自治的“小城邦”，给市民们一种秩序感，探究这个秩序，使得“形而上学”成为可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信，只要把握住这个“形而上学”，希腊的城邦就能繁荣。相反，在亚细亚的“大帝国”，人们生活在一种“庞大”和“不确定”中，帝国的动乱和强权，臣民们无助并茫然，思想家便没有信心去探究一种形而上的世界秩序，也就没有希腊这样的“形而上学”。这个解释相当有趣，作者或许还想说：希腊哲学的严密逻辑，表现了希腊哲学家对城邦生活的负责精神。苏格拉底挑战市政当局的权威，质疑雅典市民的智力，发出哲学上无穷追问，与中国思想家逃不出暴君的广大统治，只能用寄情“天下”、“宇宙”，用儒道佛思想来消解内心痛苦的逃避行为适成对照。

“城邦”，是社会文明的关键词。近代西方的城市文化，源头在希腊。曾几何时，汪达尔、日尔曼等北方蛮族入侵，城市广场被辟为牧场，议会大厅被改成教堂，文化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开始后，欧洲文化才回归城市，恢复雅典、罗马遗址，到处布置廊柱建筑，近代城市生活方才洋洋大观。比之于欧洲，中国的城市文化更是惨遭蛮族入侵，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总是文明较低的部族集团入主都城，践踏前朝文化积累，重起文化炉灶。改朝换代的“革命”之后，万事从头来过。王朝的文化虚无主义，造成两千多年间中国城市文化的周期性衰败，更使得士大夫思想无所凭借。文人官宦，多数产自田陇山沟，初无“城邦理想”。诗酒高论，畅论“仁义道德”，常怀“天下之忧”，却随时会在城市生活的具体事务中丢弃起码的“权利”和“自由”。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方法，正是本书作者指出的所谓“亚细亚式”的“庞大”和“不确定”。中国士大夫思想的基本形态，不是“城邦”，而是“乡愿”。

清末民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有“言必称希腊”的风气，后来被讥评为“崇洋媚外”，以后便偃旗息鼓。其实，那倒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走向城市，崇尚“自由”的时代。希腊城邦重视“市民身份”，强调“自由民”的主体地位和自治权利，无论如何是要肯定的。城市要有文化，市民要有空间。只有当市民阶层获得权力，能够按照“理想国”的蓝图，遵循“政治学”的原则，自主建设城邦的时候，文化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通则，且不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在“现代”，抑或是在人云亦云的所谓“后现代”。读《希腊的遗产》，生以上的感叹。掩卷之余，当然要感谢作者、译者和前辈学者，他们提供了一个虽然遥远，却能让中国人收到回响的“希腊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