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4-12 广场舞之家【常识】
摘要：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他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的后裔，后来成为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文武双全，《魏略》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他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的后裔，后来成为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文武双全，《魏略》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
公元192年，他正式组建了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京城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他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形成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割据的局面。公元213年，曹操进爵魏王，名义上虽为汉臣，但权倾朝野，实际上已是皇帝。曹操死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但是这样一个权力与地位不亚于帝王的枭雄却提倡薄葬，公元218年，他颁布了一道《终令》，再次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地面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基，陵上不堆土，不植树。
一年后，他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并留下遗嘱说：我如果死了，请按当时季节所穿衣服入殓，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为了防止死后陵墓被盗，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七十二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各个城门抬出。那么这种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假如是真的，这七十二座陵墓在什么地方呢？一种观点认为，曹操并没有秘葬，更未设疑冢，只不过是主张丧葬从简而已。
从现存的史料看，曹操对自己墓葬的安排得到了认真的落实。他的儿子曹丕的《策文》、曹植的《诔文》中都描述了葬礼和入殓的情况，不仅交代了葬在邺城之西，而且写到曹操入殓时穿的是补过的衣服。晋代文人陆机、陆云兄弟的《吊魏武帝文(并序)》等作品中，都有关于曹操丧葬和墓田情况的介绍。在《三国志》、《晋书》等史书中司马懿、贾逵、夏侯尚等人的传记里也都有他们护送曹操灵柩到邺城入葬的记载。
如果一定要说曹操设疑冢的话，那他就是在留给后人的这么多史料上都作了假，不仅在生前，死后还有儿子、大臣以及改朝换代后的文人、史家出力，且在随后的几百年间无人发现，之后却被人没有多少切实依据而指出来，这似乎有些荒诞。根据有关记载显示的情况是，由于丧葬从简，没有建设高大坚固的祭殿，在战火中，曹操的祭殿逐渐遭到了破坏。因为曹操的墓中没有随葬金玉器物，也不为盗墓者所重视，再加上没有封土建陵，也没有植树，过了几个朝代之后，曹操墓所在便无人知晓了。
史料显示，到唐代人们对曹操墓的位置还没有什么疑问，唐太宗李世民曾过曹操墓，作文为祭。宋代司马光着的《资治通鉴》中仍有曹操葬于高陵的记载，元人胡三省的注中更是指出高陵在邺城之西。从《三国志》到《资治通鉴》，曹操的丧事和墓葬，在史书记载中没有多少疑问。从北宋开始，虽然曹操墓位置在史书上有记载，但在实际的地理环境中就没有人知道其真实的所在了。
从北宋开始，因为多种原因，曹操奸雄形象开始定型，其墓址不详就成了反映他奸诈的一个证明。邺城以西有北朝墓群，被传为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并从口头传说逐渐进入诗文，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传说加以渲染，成了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从《三国志》到《资治通鉴》，曹操的丧事和墓葬，在史书记载中没有多少疑问。从北宋开始，虽然曹操墓位置在史书上有记载，但在实际的地理环境中就没有人知道其真实的所在了。
从北宋开始，因为多种原因，曹操奸雄形象开始定型，其墓址不详就成了反映他奸诈的一个证明。邺城以西有北朝墓群，被传为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并从口头传说逐渐进入诗文，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传说加以渲染，成了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褚人获《坚瓠集》续集有“漳河曹操墓”条，说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入行数十步得一石门，“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
随着这些杰作的流传，曹操墓之谜就更加引人注目，也更加扑朔迷离了。在众口相传的民间舆论面前，史料显得有些苍白无力。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说，“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关于疑冢的说法便被确证不是准确的了。
那么，曹操的墓葬在哪儿呢？一些人根据古诗“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认为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还有人根据民谣“漳河水，冲三台，冲塌三台露出曹操的红棺材”认为曹操墓在邺城的铜雀台等三台之下，这几种说法与史实明显不符，也没有考古发现的证据。还有一些人认为，曹操的陵墓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据《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
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近来，一些文物、文史工作者为寻找曹操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出土了可证明曹操墓位置的石碑、石刻，虽然还不能确定曹操墓的准确位置，但基本上认定了其大致范围，即在河北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和讲武城乡西部或河南安阳县安丰乡境内。
他们的依据是：曹操生前对自己墓葬位置有明确安排，《遗令》中说要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里方位与之相符;《遗令》中还说要其后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经实地考察，这一带处在从铜雀台一带登高西望所见的最好位置;这里地势较高，漳河不能灌溉，土质较差，至今这里不少土地仍难以耕作，符合曹操《终令》中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的要求。
《三国志》、《晋书》等正史中都有曹操葬于这一带的有关记载;从选墓的古代堪舆学理论，这一带也适于建造帝王陵墓。他还认为当地的地名如武吉、西曹庄、朝冠、东小屋、西小屋等也与守陵和祭祀有关。后来出土的后赵十一年鲁潜墓志也证明了这一点，鲁潜墓志反映的曹操墓位置，与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和讲武城乡西部，只隔一条漳河，属于一个方向。相信经过考古发掘，曹操墓之谜最终会解开。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
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因为秦始皇不仅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
让我们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难题。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如果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训练，同时由于这些农民当了兵，不能再从事农耕了，还要蒙受生产上的劳动力损失。
况且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也没有大货车，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艰难。《史记》中曾经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1石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竟达到了192石！
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换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却无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有了农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
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四处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却是明朝。
反观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爱劫掠战呢？
得想个招儿，改变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闹剧，必须先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仗。
如此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防守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坚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
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训练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说句实话，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皇帝于是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5万劳工，用两个月的时间修葺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
而派出8万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近1000万两。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军人可以在长城之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这就节省了从内地调粮食到前线的巨额成 本。
于是，明朝的皇帝们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