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长崎事件后清朝依旧沉浸在自我欺骗中

摘要：1886年长崎事件也称为是镇远骚动，日本称之为长崎清国水兵暴乱事件。该事件发生在1886年北洋军师访问日本长崎的时候，中国的水兵与日本警方发生肢体上的冲突，一名日本警察受到重伤，一名水兵则是轻伤，后来水兵被拘捕。之后双方又发生了冲突，水兵当场死了5

1886年长崎事件也称为是镇远骚动，日本称之为长崎清国水兵暴乱事件。该事件发生在1886年北洋军师访问日本长崎的时候，中国的水兵与日本警方发生肢体上的冲突，一名日本警察受到重伤，一名水兵则是轻伤，后来水兵被拘捕。之后双方又发生了冲突，水兵当场死了5人，而日本警察也有1人死亡。

关于1886年长崎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1886年8月1日，北洋舰队来到了长崎港，长崎市民望着威风凛凛的军舰发出赞叹、愤懑、羡慕的声音。8月13日，日方邀请官兵登岸购物，但是有些水兵却违反了军纪，去了妓院酗酒斗殴。日方便派警察去平息事端，结果一名日本警察被刺成了重伤。

闹事的水兵受到了轻伤并被逮捕，不料这个举动使得军舰上的巨炮直接对准了长崎市区，这下让日本没了脾气，二话不说就放人，还进行赔礼道歉。8月15日，全舰队放假一天，因为13日的纠纷水兵还记恨在心，于是观光最终变成了械斗。事后显示，水兵死亡5人，有44人受伤。警察死亡5人，有30人受伤，长崎的市民也有多人受伤。

与1866年之前处理外交事件不相同的是，对于此次的长崎事件，清朝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甚至还提出了要跟日本武力解决的主张。1887年2月，双方达成一致，最终以双方互相妥协而不是清朝单方面退出而收尾，因此也被人们认为是清朝政府第一次外交胜利。

长崎事件真相

1886年7月，在李鸿章的命令下，丁汝昌率领军舰岛长崎进行维修。之所以前往长崎，一个原因是因为只有长崎才能修理军舰，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李鸿章想在日本人的面前炫耀清廷的军事实力，其中大有震慑之意。关于长崎事件有人认为完全是清廷过错，但有人却不是这么认为，那么到底长崎事件真相是怎样的？

8月13日，北洋舰队休息一天，水兵们便上岸去购物，其中有几个水兵到妓院酗酒斗殴，捅下了大篓子。日本警察前来处理事端，水兵人多势众，将前来平息事端的警察打成了重伤。在当日的事件中，一名水兵轻伤，一名日本警察重伤。事情发生后，丁汝昌下令不许再生事端，因此14号大家都平安无事，事态似乎有所平息。

15日下午，李鸿章下令可以上岸进行购物，当时上岸的有四五百人。傍晚时分，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将街道堵住，持刀追杀水兵，当地的一些居民也加入了混战。由于之前没有防备，水兵这次吃了大亏，当场死亡5名，有40多人受伤。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报复行动。

长崎事件看似是清廷的水兵先动的手，其实真相却不是这样，日本看到清廷军队发展如此强大，心中充满仇恨、愤懑的心理，于是就有预谋地采取报复行为。虽然在最后的赔款上看似中国赢了这场谈判，其实对于这次重大事件，只采取赔款措施而没有惩凶，而且也没有追究背后的阴谋，显然是日本占了更多的便宜。

长崎事件的历史影响

长崎事件是中日关系上的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日本称长崎事件为清国水兵暴动事件。关于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中国人都不太清楚，而连日本人对于这事件也不太知晓。但是这一事件，却像是清日关系上的一根导火线，对清日双方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长崎事件的历史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概括。第一个方面是对日本的影响，长崎事件虽然说是以和平进行了结，但是日本对此耿耿于怀，在日本当局的教唆下，民间的泛华、仇华思想逐渐被煽动起来。日本军事思想变得更加浓厚，日本海军放下狠话，“一定要打赢‘定远’。”在这种思想氛围下，日本一些儿童开始玩起了打击中国军舰的战斗游戏。

第二个方面是对清政府的影响，长崎事件后的清朝自认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强大，处在沾沾自喜的假象中无法自拔。清朝依然昏睡如故，对国防方面开始掉以轻心，北洋水师终日无所事事，除了军舰变得更陈旧以外就没有再更新了。于是，在之后的甲午战争中，清朝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长崎事件的历史影响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觉醒的时期，他们意识到军事的不足，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从北洋军队首次访日到甲午战争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日本的战斗实力就已经超越了清朝的舰队。而反之清朝，观念守旧，沉浸在自我欺骗中，最后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军队所击败。

与西方相比，尽管中国的传媒起步晚，规模小，发展慢，但我们一点都不必自卑，因为一百多年来，在新闻方面中国偏不乏大师级人物，就是随便从大街上请出一个人来，哪怕极普通，也会对新闻侃侃而谈议论风生甚至妙语连珠。这就难怪为什么我们身边许多没学过新闻写作的人会写出极好的新闻，没学过新闻管理的人会极好地管理新闻了。

清末名臣李鸿章便是如此。李大人饱读圣贤之书，有学问，但若论起新闻来，怕是一个外行。但是，在中国，若论起看问题之尖锐之深刻，外行往往要略胜内行一筹，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山”外，当一个外行，才能不被假象所惑，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当李鸿章这位连报纸都没读过几份的外行，论起新闻来，其精彩程度真的让你瞠目。前不久，我偶然在《读者》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1896年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文章记述了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赴美访问，9月2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情况，其中涉及新闻的一段谈话真是精妙绝伦。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更好地理解李大人的这段论述，我们不妨把他的谈话分解一下，看看他都讲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1.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2.西方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3.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有时只讲部分真实;4.由于不讲真话，中国的报纸没有西方的报纸发行量大;5.因为不真实，中国的报纸便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6.因为不真实，所以中国的报纸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大人的精彩论述，除了使我们了解到中国的报纸不讲真话而西方的报纸只讲真话外，至少还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1.新闻必须真实;2.真实是报纸高贵价值的体现;3.新闻是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4.报纸的发行量和新闻的真实性成正比。

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堂大人有如此发人深省的新闻理念，真让人拍案叫绝。只是让人愤恨的是，中国的编辑们糊涂至极，不愿自己的报纸实现“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不愿自己的报纸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害怕自己的报纸一旦讲了真话，报纸的发行量会一路飙升，以至洛阳纸贵。所以“不愿把真相告诉读者”，顶多“只讲部分真实”，搞得李鸿章这位满清重臣忧心忡忡。

不过李大人也有他的不足之处，对中国刚刚起步且相当稚嫩的新闻事业，理应多多理解扶持而不是横加指责才是，尤其应该内外有别，否则人们会以为这位李大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然，为什么面对一个西方记者，对自己国家方兴未艾的新闻事业进行全盘否定，对西方资产阶级标榜的而且是虚伪的新闻真实全盘肯定呢？他去了美国才几天，凭什么就一口咬定西方的报纸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如此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的不负责任的议论，使得中国的编辑们百多年来，一直不能扬眉吐气。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一贯以穷追猛打专捅人家肺管子的西方记者，为什么就没有追问一下李鸿章大人，中国的编辑们为什么不愿意讲真话？为什么不愿将事情的真相告诉读者呢？记者没有问，所以李大人也就没有说。不过，据我所知，当时在中国出现的一些报纸，也是很希望自己能够真实一些的。比如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的《申报》，其口号就是“新人新闻，真实无妄，明白易晓。”还有1893年创刊的《新闻报》，其宗旨是“无党无偏”。还有一些报纸也是如此，恕不赘述。但问题是，中国的编辑们理解的真实和李鸿章大人要求的真实是有相当的距离的，难怪李大人要发脾气了。看来，加强对新闻的管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那些“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只讲部分真实”的情况就会经常发生，那些煞有介事的关于“真实无妄”“无党无偏”的标榜就只能是标榜了。

所以，愚以为，把不愿讲真话的责任简单地推给中国的编辑们，是有欠公允的，那位李大人就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完全可以通过制定出严格的新闻管理制度来，比如新闻检查制度，新闻通气会制度等等，强令报纸只讲真话，以及“不得缓报、漏报、瞒报”等等。要对不讲真话的文章进行删改，对屡教不改的报纸提出警告，令其整改，甚至停刊。把那些不听招呼，自以为是，“不愿把真相告诉读者”的编辑们清除新闻队伍，直到关进监狱，甚至送上断头台。

遗憾的是当时的李大人们除了对康有为的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记闻》、《强学报》)进行查禁外，对那些“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报纸似乎还没有采取哪些强有力的措施，依然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倒是辛亥革命之后，远见卓识的大总统袁世凯，冲破重重阻力，不顾千古骂名，对新闻来了一番严厉整顿。据陈力丹先生的《世界新闻史纲》介绍，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用刺刀把中国的报纸引上“讲真话”的轨道，宁缺勿滥，致使“当时全国的报纸减少了三分之二，有71家报馆被封闭，49家受到审讯，25位新闻工作者被杀害，60位新闻工作者被捕入狱。”

不过，袁大总统的整顿也并不十分彻底，许多报纸不久之后，便又旧病复发，重蹈覆辙，只要一有机会就又不讲真话了，以至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花费许多力气去整顿报刊市场，做袁世凯曾经做过的事情了。